安妮·埃尔诺：一个女人 安眠药不能乱用，这些专家建议要收藏

安妮·埃尔诺：一个女人

母亲于四月七日星期一在蓬图瓦兹医院的托老院谢世了。我是在两年前把她送到那里的。护士在电话里说：“你的母亲今天早餐后去世了。”根据护士的推测，那大概是在早上十点。

她房间的门第一次被敞开着，她已经被擦洗干净了。一条白色的带子从下巴上绕过去缠着她的头，把她脸上那松弛的皮肤挤到了嘴边和眼下。她的身上齐肩盖着被单，双手放在里面。母亲看上去特别像一具干尸。她活着的时候，由于怕她起来会发生意外，护士们特别在她的床的两侧加上了栏杆。我想给她换上她先前早已为自己的葬礼准备的带有花边的白色睡衣。护士告诉我说有服务员给她穿戴打理，她们还会负责把床头柜里的十字架给她摆好，只是现在还差两个用来固定十字架的钉子，护士不能肯定是否能找得到这样的两颗钉子。不过这无关紧要，因为我现在只不过是想把她的十字架给她放上。在活动桌上，依然摆放着我前一天给她带来的连翘。护士督促我快去医院的户籍科办理相关的手续。这期间，我们在整理我母亲的遗物。她的遗物很少，因为这里已经没有什么属于她的东四了，一身女服，一双夏天穿的蓝色的皮鞋和一个电动剃刀。正在这时，隔壁一个妇女忽然痛苦地喊叫起来，我们对她的喊叫似乎已经习惯了，因为她这样喊叫已有数日了。我真不明白她身体这么不好，而她却依然活着，可我的母亲却走了。到了户籍科，一位年轻女职员问我办什么事，我告诉她说：“我母亲今天上午去世了。”她没有一丝惊讶，语气平淡地问：“死在医院里还是死在托老院？她叫什么名字？”女职员从桌上拿起一张表格看了看，然后微笑着说她已经知道了。接着，她出去把我母亲的档案材料拿了过来，然后向我询问几个关于我母亲的问题，比如她的岀生地，以及在她进托老院之前的住址等，而我知道这些情况在材料里已经都有了。

回到我母亲的房间里，我看到在她的床头柜上放着一个塑料包，里面装着她的东西。护士见我回来立刻把清理遗物的单子递过来让我签字。母亲在这里穿过的衣服和用过的东西我都不想带回去了，我只把从前我和我父亲一起去里滋朝圣时买的那个小雕像和去安纳西买的纪念品，一个萨瓦通条挑出来准备带回家。看到我已经来了，托老院就可以不必严格按照\"必须将过世的老人在房间里停放两个小时”的规定做了，他们可以把我母亲的尸体运到医院的太平间了。临走时，我透过玻璃窗看到了和我母亲同住一间屋的那位老太太，她手里拿着个包坐在那里，护士们让她在那里安心地等待，直到我母亲被运到太平间回来为止。

我的前夫陪我去了殡仪馆，在殡仪馆的架子上摆放着人造花，后边放着些扶手椅和一张矮桌子，桌子上还放着些杂志。一位办事员把我们带到一间办公室，问了一下老人去世的时间，埋葬的地点，以及是否要做弥撒等，他边问边在单子上记着，还不时地用计算器算着。然后他带我们进了一间黑屋子。进屋后，他点上了灯，我们看到屋里依墙放着十来口棺材。办事员态度很认真，很郑重地说：“这里所有棺木的价格都特别贵。”在所有的棺木中，有三口棺木的盖子是打开着的。办事员说这是为了让顾客便于挑选棺材里面的衬料的颜色。我选择了用橡木做的那口，因为母亲活着的时候特别喜欢橡木，每次买家具时总是担心那家具不是用橡木做的。我的前夫劝我买挂紫玫瑰色衬的，因为他记得我母亲生前常穿这种颜色的上衣。他为自己还能记得这些感到自豪。我给办事员签了张支票，把棺木买了下来。他这里什么服务都有，就是没有预备鲜花，对此我感到很遗憾。将近中午，我回到了家，和我的前夫一起喝了杯波尔多酒，这时我感到头痛，肚子也痛。

下午五点左右，我打电话给医院，询问他们我是否能带我的儿子们再去太平间看一下我的母亲，接线员回答说太晚了，太平间四点半就关门了。我很失望地独自开车出去，在医院附近的新区找到一家在周一营业的花店。花店老板热情地接待了我，我说我想要给我故去的母亲买一束白色的百合花，花店老板和蔼地劝我不要买，他说白色的百合花，一般是给小孩子或是年轻姑娘的。

葬礼于星期三举行。那天，我和儿子及前夫早早就来到了医院。太平间是一座只有一层的建筑，坐落在田边，没有任何标记，我们找了好久才找到。到了太平间，一位身穿白色工作服的工作人员示意我们坐在走廊里等着。我们在贴着墙根摆放的椅子上坐了下来。太平间对面是救护室，门都敞开着。我真想再见母亲一面，把我包里带来的开着花的榅桲树枝放到她身上。我们不知道工作人员在封棺前是否还让我们再见我母亲一面。我们在棺材店里见过的那位工作人员从旁边的一个房间走出来，很有礼貌地示意我跟着他。我们来到了一间大厅里。那是一间宽广的光秃秃的大厅，水泥地洒着不知道是从哪里射进来的一缕阳光。我的母亲已被放进了棺材里，她的头朝后，双手拥着十字架，他们已经把她头上的白带子撤下去了，给她换上了带花边的睡衣，缎子被一直盖到了她的胸部。

工作人员告诉我们说告别仪式结束了，并陪我们回到了走廊。我没有想到仪式如此简单，时间如此短暂，仿佛他带我们去见我的母亲，只不过是为了向我们证明一下他们的工作做得非常周到，无可挑剔罢了。告别遗体后，我们穿过了新区，来到了建在文化中心旁边的教堂。灵车还没有到，我们就在教堂前等着。我看见在对面的超市墙壁上有人用沥青写着：“金钱、商品和国家是种族隔离的三个支柱”几行大字。不一会儿，只见牧师走到我们面前非常和蔼地问道：“是你的母亲吗？”接着他又向我的孩子们打招呼，问他们是否还在念书，在哪所大学等。

一张像小床一样的包着红色丝绒的东西摆放在水泥地上的祭台前。一会儿，殡仪馆的人把我母亲的棺材轻轻地放到了上面。牧师把管风琴乐的录音带放到了录音机里，低缓的音乐响了起来。因为我母亲在这里没有熟人，所以只有我们自己参加为她做的弥撒。牧师吟诵了“不朽的生命”“我们的姊妹的复活”，他还唱了赞美诗。我真希望这的场景就这样一直持续下去，我想再为我的母亲做些什么，做些祈祷，唱些圣歌。管风琴乐曲重新响了起来，牧师把放在棺材四个角上的蜡烛全部熄灭。

灵车启动了，开往诺曼底的伊夫多。因为我父亲就葬在那里，我要把我的母亲葬在我父亲的身旁。我开着我的车，我的儿子们坐在我的车里。这天的气候非常恶劣，一路上，车都在风雨中前行。在路上，孩子们好奇地向我提出好些有关弥撒方面的问题，因为他们从未看过做弥撒的，也不知道参加做弥撒时应该如何做。

在伊夫多，母亲家族的人都已经等候在墓地栅栏门前了，我的一个表妹从老远就朝我喊道：“什么鬼天气呀！好像是十一月天呢！”她这样说，实际上只是为了打破看着我们走过来而无话可说的尴尬。见面之后，我们一起朝我父亲的坟墓走过去。父亲的墓穴已被挖开了，旁边堆起了一个小土丘。殡葬员把我母亲的棺木抬过来，当他们用绳子吊着棺木找好位置的时候，他们让我走到近前，以便看着棺材下到墓穴中。掘墓人手里拿着铁锹站在几米远之外等待着。他穿着工作服，头戴贝雷帽，脚上穿着双靴子，青紫色的脸皮，一脸的沧桑。我想上前和他说几句话，给他一百法郎。我想他可能会拿着这钱去喝酒，不过那也没关系，反正他是最后一个照顾我母亲的人。他的活很辛苦，他要用铁锹干整整一个下午才能把墓穴盖好土。

母亲娘家的人不愿让我空着肚子回家。我的姨妈在饭店预定了回灵席，于是我留了下来。我觉得这又是一件我可以为母亲做的事。饭菜上得很慢，我们谈起了工作，孩子，有时也谈起我的母亲，他们说：“她在这种状态下多活几年也没什么用，只能更增添痛苦，白受罪。”大家一致认为她还是死掉得好。我一直弄不懂他们的这些话的意思，不能理解他们的这种态度。我们晩上就回到了巴黎，一切都结束了。

在接下来的一个星期里，我无论身在何处都总是心里很难受，常常以泪洗面。当我从沉沉的梦中醒来时，什么都记不清了，只记得母亲真的去世了，她真的离我而去了。每天除了做饭，洗衣服等这样必须要做的事情之外，我什么也干不下去了。有时甚至干着这些活计，脑子就乱了起来，择完菜后得要想好一阵子才知道该去洗菜了。读书是不可能的。一次我去了地下室，看到母亲生前用的箱子在那里放着。我打开箱子，看到里面放着她的钱包和她夏天用的提包以及她冬天用的围巾。我呆呆地站在敞开着的箱子面前，感到精疲力竭。到外面去更让我感到难受。我开着车，突然一阵伤感涌上心头。“她永远在这个世界上消失了”。母亲的去世使我用另一种目光来看周围的世界，甚至我们那些习以为常的活动也开始让我不能理解了，就连他们选择在哪一家肉店来买肉这样很平常的事也让我感到心烦。

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感觉便渐渐消失了。令我感到欣慰的是母亲活着的时候，天气还是这样寒冷多雨。而每当我确信自己“没必要”或“不再需要”为她做这做那的时候，我的内心就会感到一种空落，感到遗憾，甚至心痛。这个春天她已经不能再看到了。现在我才感到她的一些非常平常的话，甚至是老生常谈的话的珍贵和分量了。

到明天，葬礼过去已经整整三个星期了。直到昨天，我才克服了不再在纸上像写信那样写下“我的母亲去世了”的字样，我也敢看她的照片了，其中有一张是她在塞纳河畔照的，那是一张黑白照片。她穿着黑色阿尔帕卡套装，双腿蜷着坐在那里。望着她的照片，我仿佛又看到了她的深褐色的头发。

我要继续写我的母亲，因为她是我生命中最为重要的女人。她疯了两年。可能我应该等过一段时间，待她的病以及她的死亡对我的影响不那么强烈的时候再写会更好，那样可能会更容易些。以前我也是这样，每当我遇到重大挫折的时候都是这样，如：我父亲的死，丈夫的离开等等。可我这时不写她，其他的我什么也干不下去。

写我的母亲对我来说可不是件容易的事，因为我认为母亲没有什么故事，她总是同一副样子。说起她，我要做的第一件事便是把她的形象固定在一幅没有时间概念的图画中：“她非常粗暴”，“她是一个干什么事情都风风火火的女人”。我只能杂乱无章地回忆些有她出现的场景。这样我写出的女人也只能是我梦中出现的那个复活了的女人，看不出她有多大年纪，她像一部焦虑气氛很浓的影片中的人物。我很想写出那个我不曾了解的女人，那个真正的她，那个出生在诺曼底的一个小城的郊外，死在巴黎地区一家医院的托老院里的她。我希望我写出的是介于家庭与社会之间，神话与真实之间的事情。我的计划是写一部文学作品，因为我要通过文字在我母亲身上揭示一个真理。（也就是说，照片和回忆以及家里人的证词都不能说明这个真理。）

伊夫多是一座寒冷的小城，建在鲁昂和勒·阿弗尔之间的一个多风的高原上。在本世纪初，它完全掌握在大的农场主手里，属私人产业。这里是地道的农村地区的商业区和行政管理中心。外祖父在农场当马车夫，外祖母在家纺线，他们婚后不久就在这里安了家。他们原来住在距此3公里外的一个小村子里。他们在靠近火车站的咖啡馆和菜籽田中间，在铁道线以外的极偏僻的地方租了一个带有小院的矮房子。母亲于1906年就出生在那里，她在六个孩子中排行第四。（所以她常骄傲地对人说：“我不是在乡下出生的。”）

在母亲的兄弟姐妹中有四个孩子一生中从未离开过伊夫多。我的母亲在那里度过了她生命长河中的四分之三。他们虽离市中心很近，但却从未在市中心住过。他们“进城”去做弥撒、买肉、寄信件。 我的表姐在市中心有一幢房子，房前是十五号国道。十五号国道上昼夜不停地往来奔驰的卡车都要从她的房门前经过。她不得不给她的猫喂安眠药，以防它跑出去被车碾死。我母亲童年时代住过的地方现在成了有钱人向往的地方，因为那里有古老的房屋和特别宁静的环境。

我的外祖母的法宝就是靠喊叫和棍棒来使孩子们“成材”。她是一个干起活来不要命的女人，一点也不随和，惟一能够让她放松一下的活动就是读小说连载。她还会写信，是本镇第一位获得过证书的女性。她本来能当小学教师的，但她的父母不让她离开村子，因为他们认为女人离开家就会招致灾难降临。（在诺曼底的语言中，“有抱负”就意味着分离和痛苦，一条狗会因为有雄心而死掉。）这就可以解释那永远以“从前”开始的老生常谈了，如：从前，我们不像现在这样去上学，那时我们听家长的话，等等。

外祖母持家是很有本领的，她可以用最少的钱养活全家人，并且让孩子们能够穿上整洁的衣服去做弥撒，不让人觉得自己是乡巴佬，维护了她做人的尊严。

她把衣服领子和袖口翻过来一次使用。她什么都不舍得扔掉，全都保留着。她用牛奶皮，剩面包等做点心，用木炭灰洗衣服，用锅的余热烤李子和抹布，把早晨用过的洗脸水留下来在一天里用来洗手。她经历了贫穷带来的一切拮据。这种勤俭持家的方法从母亲传给女儿，女儿再传给女儿，不知传了多少代，到了我这一代终于结束了。我只扮演一个记录员的角色。

我的外祖父是个高个子，对人非常和蔼。他五十岁时死于心肌梗塞。母亲那年才十三岁，她特别爱她的父亲，对父亲感情极深。外祖母成了寡妇后更加地严厉。（时刻不放松警惕，她的脑海里萦绕着两幅可怕的图画：男孩子进监狱，女孩子生私生子。）家庭经济来源没有了，外祖母不得不到外面去给人家洗衣服做女佣。

到了晚年，外祖母和她的小女儿、女婿一家住在挨着铁道线的一间破茅屋里。那是附近的一家工厂的废弃的食堂，经过改造而成的屋子，连电都没有。记得我的母亲星期天常带我去看她。外祖母矮个子，圆圆的胖身体。外祖母尽管一生下来就是长短腿，但她走路却非常地快。她不会说话，喜欢读小说，喝烧酒，每次都把烧酒加到咖啡里喝。她于1952年去世。

我母亲的童年可以说是这样的：

她有一个从未被填饱过的胃口。她去买面包在回来的路上，就把添称用的小块面包填到肚子里了。用她的话说：“直到25岁时，我还能吞下大海和大海里所有的鱼！”

那时，她家所有的孩子们都睡在同一间屋里，她和一个妹妹睡在一张床上。她经常失眠，有时我们发现她站在院子里睁着眼睛就睡着，裙子和鞋子总是姐姐穿完了妹妹穿，在圣诞节时她可以得到一个用碎布头缝制的布娃娃。她一张嘴便露出满口都是被苹果酒腐蚀的龋齿。

但是她们也可以骑在用来耕田的马的背上散步。在1916年特别寒冷的冬天里，村里池塘结冰后，她们便在上面滑冰。她们也玩捉迷藏、跳绳。她们把那些去私立寄宿学校上学的“小姐”推倒或是用手使劲儿打人家的屁股，以此来羞辱那些女生，等等。

她作为乡下孩子的整个童年都是在户外度过的。她和男孩子一样地能干，比如：锯木头，摘苹果，用剪刀一下子便割断老母鸡的脖子。她惟一的与男孩子不同的地方是：千万别碰她的“那个地方”。

她去镇上的学校读书，但那只能是在农闲季节和她的兄弟姐妹们都身体健康的时候才可以。 她除了对教师严格要求学生们的礼貌习惯和卫生习惯印象深刻以外，如：每天要检查衣领，手指甲，还要学生脱下一只袜子来检查脚干净与否（她总也拿不准老师会让她脱哪一只脚上的袜子），其余什么也记不得了。她对于学习没有什么兴趣。那里没有人“督促”孩子们学习，学习完全凭孩子们的自觉性。家长送孩子上学，只不过是为了等待他们长大，等待他们到了能自食其力的年龄。孩子们可以任意逃课，没有哪个家长会责备他们，什么也不会影响，但是他们绝不能不去做弥撒。因为即便是在小教堂，也可以让你有一种因为参加了做弥撒所体会到的那种富有、美好和精神的享受，让你觉得活得不像只狗那么低贱。我的母亲很小就对宗教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教本讲义是惟一让她学起来着迷的东西，她可以熟练地背诵所有的教条，（后来，她还总是充满激情地做祷告，）好像是为了证明她全懂似的。

十二岁半时，她和一般人一样，既不高兴也无痛苦地离开了学校，进了一家雪花膏生产厂。在那里又冷又潮，她的裸露的手生满了冻疮，可是她却从未“见过”雪花膏。她少女梦幻的时代就这样度过了。那时她最热切盼望的是星期六的晚上，她能给妈妈带回工资。领工资时，她只给自己留下够买一本《时尚》杂志和一些米粉的钱。另外她还为自己留下了在车间里的开怀大笑以及仇恨。一天，工头的围巾被机器的皮带缠住了，但是没有人出来帮他的忙，他不得不依靠自己才摆脱险境。我的母亲当时就站在他身旁，要不是她遭受了非人的待遇，她又怎能会这样见死不救呢？

随着二十年代工业化运动的兴起，这里建起了一座大型缆绳厂，当地所有的青年人都被招进了这个厂子。我的母亲和她的姐妹们及两个兄弟全部进了这个厂当了工人。为了孩子们上班方便，我的外祖母决定把家搬到离工厂近一些的地方，于是她在距工厂一百米远的地方租了一个小房子。她晚上和儿女们一起收拾好东西。母亲很喜欢这里干燥整洁的车间，在这里没有人阻止她们一边工作一边说笑，她为自己成为大工厂的工人而自豪：同天天与耕牛打交道的姑娘们相比，她更加“文明”；与那些不得不侍奉有钱人，给人家当女佣的姑娘们相比，她是自由的，但她还是觉得这一切与她的朦胧的梦想之间有差距：她想离幵这里做商店的售货员。

就像许多孩子多的家庭一样，我母亲的家庭就像一个部落，就是说我的祖母和她的孩子们一起过着半农民半工人的生活。他们说话都是大嗓门，不分任何场合，男女都如此。他们既热情奔放又生性多疑，易怒，该表达的意思表达不出来。 他们为自己的劳动能力而自豪，他们很难承认别人比他们更有本事，更勇敢，久而久之，他们更觉得自己应该是个“人物”。可能就是因为这，他们才有那种英雄不得志的无名火，他们投入到生活中的一切，猛劲儿地干活，大吃大喝，大哭大笑，笑的时候甚至能笑出眼泪，不一会儿又“我没有本事了”。

他们中属我的母亲最粗暴自信，她的那种处于社会下层的反抗意识最强烈，拒绝别人以家庭出身对她进行评判。

提起富人，她常说的一句话就是：“我们比他们强多了。”见到一个美丽的金发灰眼女子，她就会说：“我的身体比她棒。”她见到什么拿起来就读，唱新潮歌曲，往脸上涂粉，与伙伴成群结队地去看电影，看戏，看《耻辱的罗瑞》和《冶金厂厂主》，尽情地享受着青春的快乐。

但是她所处的那个时代，在那样一座小镇，我们社会生活的主旨和乐趣就是尽可能多地知道别人的隐私，对女孩子的行为无时无刻不在进行监督。所以女孩子们无一不被夹在“享受青春”和“被人指责”两者之间。我的母亲想尽量按照舆论要求去做，做一个“严肃的女工”。她去做弥撒，领圣体圣餐，在福利院的修女处学着给自己绣嫁妆，从不单独和男人到树林里去约会，等等。可她不知道，她穿的超短裙，她留的男孩子式的短发以及她的“大胆”的目光，尤其是她每天和男我们在一起干活，这就足可以让她成不了她所期望的在我们眼里是一个“正派女孩”了。

我母亲的青年时代可以这样概括：她在努力，尽量避免命运会给她带来的不幸，尤其是贫穷，可能还有酗酒。她要尽量避免一个女工身上常出现的放纵行为，如：吸烟，或者衣冠不整就上街，晚上到大街上东游西逛，等。她知道那样就不会有“严肃的好小伙子”娶她了。

她的兄弟姐妹们没能避免这一切。近二十五年里，她有四个兄弟姐妹先后过世。这都是由于他们长期以来大量酗酒的缘故。他们认为只有酗酒才可以填补他们的空虚，男人在咖啡馆里喝，女人在家里灌。（只有一个最小的妹妹不酗酒现在还活着）他们只有在喝得半醉时才高兴，才有话说，其他的时候，他们总是沉默无语，当他们的“好”工人或是“无可挑剔”的女佣。久而久之，我们便把他们与酒联系在了一起，说起他们就必然会说到酒。记得在圣灵降临节的前一天，我在放学回家的路上碰见了我的姨妈M，她像往常那样每个休息日都要提着盛满空酒瓶子的大兜子进城。她踉踉跄跄地和我打招呼，连一句完整的话都说不出来了，我想我无法不把那天看到她的情景写出来。

对于一个女人来说，结婚是生死攸关的问题，是能否改变自己命运的关键，因此必须看准那个男人是否能够“让女人幸福”。当然不能够嫁给一个种地的男人，即使他很有钱也不行，因为他会让你在没有电的乡下挤一辈子牛奶。我的父亲在缆绳厂上班。他高高的个子，人长得很标致，算得上是个漂亮的小伙子。他不喝酒，一心存钱成家。他性格沉稳，开朗，比我母亲大七岁（可不能嫁给比自己小的男人）。母亲曾有一次微笑着红着脸对我说：“不少小伙子追我，想和我成亲，可我只选中了你父亲。”然后接着补充道：“你爸爸看上去可不一般。”

我父亲的家庭情况和母亲的家庭情况大致相同，他也出生于一个孩子多的家庭，他父亲是个马车夫，母亲纺线织布。我父亲十二岁时就辍学到一个农场当帮工，但是他的哥哥却在铁路部门谋到了很好的职位。两个姐姐也都分别嫁给了两个商店的伙计。她们都当过女佣，所以懂得说话轻声细语，走路姿势优美，不引人注意。这样她们就显得更有教养，更“尊严了”，所以她们瞧不起在工厂做工的女工，比如像我母亲。所以她们认为我母亲外表、动作都依然表现出她们已经摆脱掉的下等人的习惯，她们不同意这门亲事，认为我父亲应该娶一个更好的女子。

我的父母是在1928年结婚的。

从他们的结婚照片上，我看到母亲长着一张略显苍白的像圣母似的匀称的脸，两边的鬓角垂着鬚曲的头发，脑门几乎被婚纱罩住了。她体态丰满，一双美丽的大腿裸露着，（裙子还没有没膝盖）她没有微笑，一副安然恬静的表情。她狡黠的目光透着一种女孩的顽皮和好奇。父亲留着一抹小胡子，打着蝴蝶结，看上去比母亲大许多。他皱着眉，一脸的忧虑的神情，就像是担心怕拍不好照片的表情。他搂着母亲的腰，母亲把手放在他的肩上。他们是站在一条小路上照的相，他们旁边是长满很高的青草的院落，身后是两棵苹果树，茂密的枝叶形成了一个穹，里面有一间矮房子。这一切似乎让我看到了一条干燥的小土路，上面铺满了小石子，散发着初夏乡村的味道。那真是我的母亲吗？我目不转睛地盯了好一会儿照片，直到产生了幻觉，觉得母亲的脸在动。但我看到的母亲依然是一位年轻的、肌肤光滑的女人，她穿着二十年代的服装显得有些不自然。 她紧抓着手套的大手，她那种昂头的气势，都让我感觉到照片上的这个女人的确是她，是我的母亲。

我坚信自己从照片上看出母亲感到了新婚的幸福并且为之自豪，可我对她当时的愿望和理想却一无所知。我从她和她的妹妹说的悄悄话里知道，刚结婚的头几天里，她是穿着内裤和睡衣上床的，但这不能说明什么，做爱不能怕羞，而且“正常的人”都要过这种性生活的。

新婚燕尔，她品味着做妇人和有个家的喜悦。初次与锅碗瓢盘打交道，桌上铺着陪嫁的带刺绣的新桌布，挽着丈夫的臂膀出门，欢乐与争吵（她不会做饭）、和解（她不爱赌气），这一切都意味着新生活的开始。但是他们的工资并没有增加，他们不得不节省着过日子。他们甚至要向他们的父母要些蔬菜吃，因为他们自己没有菜园子。 他们的生活还是和从前一样，并没有什么大的改变。但是他们的愿望是要过和以前不同的生活，他们两个都有发财的梦想。但是在面对困难时，父亲感到更多的是恐惧，所以父亲也就想认命算了。但母亲坚信努力就会有结果，她要不惜一切代价改变自己的命运。她为自己做个女工而自豪，但她并不想一辈子都当工人，她梦想她力所能及的冒险：开一家食品店。父亲听从了她的意见，这也是他们夫妇俩的愿望。

1931年，他们贷款在距伊夫多二十五公里处一个叫里尔波的地方盘下了一个卖食品饮料的小店。这是一个拥有七千居民的工人住宅区。这家食品杂货咖啡店坐落在山谷上。这里是建于十九世纪的古老的纺织工业区，这里的我们从生到死都是从事纺织业的。直到 只要一提“二战前的山谷”，一切就都说明白了。这里是男人酗酒和大姑娘生私生子最多最集中的地方，一年四季墙壁潮湿得直淌水，新生的婴儿两个小时内会由于腹泻而死亡。我的母亲那年二十岁，她就是在这里练就了她的个性：一副老板娘的面孔、她的爱好以及她为人处事的方式，而且她一直将这种性格和个性保持了多年不变。

他们在这里开店挣的钱不够养活一家人，于是父亲去建筑部门又找了一份工作，后来又在塞纳河下梢的炼油厂任职，还在那里被提升为工头。母亲一个人开店。她怀着极大的热情和信心马上投身于她的事业中，她脸上挂着“永久的微笑”，要“与每个人打招呼”，要表现出无限的耐心。她曾充满信心地说：“就是石子我也能把它们卖掉！”她生活在贫困的工人阶层中，这些工我们过着她自己曾经经历过的贫苦生活，而且她很清楚，她挣的是那些不愿意挣这份钱的人的钱。

她除了天天忙于食品杂货店和咖啡厅外，还要做饭，而且还要照顾孩子。（他们搬到山谷不久后又生下了一个小女孩。）每天早上六点就得开店铺的门，（因为纺织厂的女工要喝牛奶）一直营业到晚上十一点，（因为有玩牌或者打球的。）这还不算，平时不知什么时候有人来买东西，都得伺候，有的顾客甚至一天要来好几次。母亲开店赚的收入比一个女工挣的工资稍多一点，这一事实让她明白靠开这家小店远不能实现他们发财的梦想，这让她痛苦难耐。但她也有某种满足感，如果不是他们以赊账的方式在帮助那些困难的家庭，他们能度过难关吗？ 每天有来自四面八方的人来这里，她可以享受与他们交流的乐趣，她感到自己开阔了眼界，她过得很开心。

母亲也在“变”。她得要硬着头皮到处跑，去镇政府交税，与供货商和推销商打交道，她学会了与别人讲话的方式，她不再不修边幅地出门了。她开始学着在买裙子之前看一看是否时髦，希望着自己能变得漂亮时髦，直到后来她确信自己已不再“土”了。现在她除了读德里的书和彼埃尔隐士的宗教书籍之外，她开始阅读贝尔纳诺斯和莫里亚克的作品以及柯莱特的《荒唐的故事》，而我的父亲则没有像她那样变化快，他依然保持着工人的那种朴实无华的样子。他白天当工人，晚上回来也没有觉得自己已是咖啡店的老板而骄傲，他自己认为他应该有自己的位置。

接下来是经济危机年代，接连不断的大罢工，我们热烈地谈论着布吕姆，一个终于“为工人阶级而斗争”的人，我们谈论着社会法律，咖啡馆里像过节般的热闹。我们喝着咖啡迟迟不愿离去。母亲的家人来了，家里的地上到处都铺上了垫子。他们空手而来，走的时候却在包里装满了各吃的东西（母亲给起东西来很大方，难道她不是家里惟一摆脱了贫穷的人？）但她和父亲那边的家人相处得却不那么和睦，母亲为此非常痛苦。他们的小女孩，性情开朗而又有些神经质。从照片上看到的她比她的实际年龄大了许多：一双小短腿，膝盖向外凸着。她笑着，用一只手放在脑门上遮住太阳。另一张照片是她和她的表姐一起照的。她和表姐肩并肩地站着，看上去表情很严肃，可实际上，她在将手指岔开玩着哩。1938年，她在复活节的前三天死于白喉，这就是母亲要的第一个孩子，也就是我没有见过面的姐姐。因为他们当时为了能够让孩子过上幸福的日子，只要了一个孩子。

不久，他们痛苦的伤口逐渐愈合了，只是他们依然神情忧郁，每日向“天上的圣人”祷告，到了1940年初，母亲终于又怀上了孩子，那就是我。我于九月份降生了。

现在我写这本书，就像该轮到我重新让母亲降生一样。

两个月前，我便开始写“我的母亲于四月七号星期一故去了”。这句话我现在完全可以接受了，甚至可以像在读描写别人的话一样那么无动于衷。可是我依然不能到她呆过的医院或是托老院去，也不能够再回忆在她临终前的那一刻所发生的，我已经忘却了的事情的细节。我原以为自己会写得很快，可 我用了好长一段时间来思考那些事情发生的顺序，选择哪些材料，使用哪些词汇，好像真的存在着一种理想的、能够真正地把我母亲的真实性表现出来的顺序一样。其实，我不知道她的哪些事情是主要的。一旦动笔，最重要的，对于我，还是发现这一顺序。

向城市的大转移：她和邻居们走在通往尼奥尔的大路上，困了就睡在谷仓里，渴了就喝几口“当地的酒”。一个月后，她独自骑着自行车穿过德国人筑的防护大坝，回到家里来生我。她没有丝毫的胆怯，当时的她浑身是那样的脏，以至于我父亲都没认出她来。

在敌人占领法国的时候，山谷边的我们都搬到了杂货店附近，希望能够得到正常的供给。母亲努力不让一个人饿着，尤其是那些孩子多的家庭。她特别爱帮助别人，让别人说她好，为此她特别自豪。在空袭时，她不愿到半山腰的防空洞里去躲避，而是“宁可死在自己家里”。下午，在空袭的间隙，她用小车推着我出去晒太阳，为的是让我更强壮一些。那个时期，我们好像特别容易接近。在公园的长凳上，她和那些谨慎地坐在沙坑前做编织的年轻媳妇们搭讪着。我的父亲独自守着空店。后来，英国人和美国人进驻了里尔波，他们的坦克穿越峡谷，沿路投掷些巧克力和橘子粉包，我们就在满是尘土的路上捡着。每天晚上，咖啡厅里坐满了士兵，像过节一样，他们有时大吵大闹的，显得非常热闹。这里的我们都学会了用英语说“你请坐”。后来，母亲给我说起战争时期的事就像讲一部小说那样，那时是她生命中最富冒险的经历了。（她是那么喜欢《随风飘去》那本书）可能在共同的灾难降临时，个人奋斗的野心会暂时消失，因为那个时候个人奋斗是没有出路的。

母亲在那些年里非常年轻漂亮。她把头发染成棕红色。她的音域很宽，喊叫起来挺吓人的。她也特别爱笑，笑的时候连她的牙齿和牙龈都露出来了。她总是爱一边烫着衣服一边唱着《樱桃之歌》、《里吉达》、《加瓦美丽的花朵》等歌曲。她戴着头帕，穿着蓝色宽条的夏裙，另一条裙子是米色的很柔软的带凹凸花纹的。她常对着挂在洗碗槽上方的镜子用小粉扑往脸上扑粉，从唇心开始涂抹口红，往耳朵后面喷着香水。为了挂上紧身上衣的挂钩，她使劲倚着墙壁，致使她的皮肉在玫瑰花结接连处都被挤了出来。她皮肤上长的东西我透过她的衣服全看得一清二楚。那时我想我长大后肯定像她。

一个星期天，他们带着我来到山坡上的树林里野餐。我记得我坐在他们中间，耳畔响着他们的话语和笑声，感觉到他们的皮肤很温暖。在回家的路上，我们遇到了空袭。我坐在父亲的自行车上，母亲骑着自行车，她僵直地坐在车上，我看到她屁股上的肉把车座子都埋住了，她走在前面。我很害怕，害怕她会死掉，我觉得我和父亲两个人都非常爱她。

1945年，他们离开了山谷，这都是为了我的缘故。因为那里雾大，气候潮湿，我不停地咳嗽。我身体虚弱，不好好长个儿。于是他们决定搬到伊夫多。战后那一段时间比战争期间还要艰难，什么东西都限量供应。 那时黑市盛行，靠黑市发财的人越来越多。在尚未买到适合做买卖的房子的时候，母亲带着我在满目疮痍的大街上转。她带我到教堂祈祷，教堂临时设在剧院的大厅里，原先的教堂已被烧毁了。我父亲每天上班，他去填炸弹炸的坑。我们住在一个没有电的有两间屋子的小房子里，屋子里靠墙边摆放着一些过了时的旧家具。

三个月后，母亲在远离市中心的在战争中幸免的街区盘下了一个乡土味浓厚的咖啡店。小店里只有一个很小的厨房，楼上有一个卧室和两件小破屋，用来吃饭和睡觉。 它有一个大院子，还有些库房用以储藏木材草料和榨汁机。这里的顾客买东西都是用现金支付。父亲一边在咖啡厅里忙活着，一边种着菜园，养鸡，养兔，还自制苹果酒，并直接将酒卖给顾客。当了二十多年工人后，父亲又回到了半工人半农民的生活方式中去了。而母亲负责进货，结账，管理钱物。就这样，渐渐地他们的经济情况开始比他们周围的工人好了。他们有了自己的商业产业，还有了自己的房子。头几年的夏天，在休假时，老客户们来看他们，这些老客户是全家一起坐大轿车来的。见面后他们相互拥抱着，甚至还激动得流了泪。大家把咖啡桌连起来摆好，一起吃饭、唱歌，回忆着战争时期的那段艰难的生活。但到了五十年代，这些人就再没有能够来，母亲说：“那都是过去的事了，必须得向前看。”

母亲四十至四十六岁时的情况：在一个冬天的早晨，她居然闯进我们正在上课的教室里，要求老师要把我忘在洗手间里的羊毛围巾找回来，并说她是花了许多钱买的。（以至后来好长时间里我一直记得那条围巾的价格）

一年夏天，她在沃勒·雷·罗滋的海边同她的小姑一起钓贻贝。她穿着一条淡紫色带黑条的裙子，她把裙子撩起来，从前边系上。她们多次去海滩的咖啡屋去喝开胃酒，吃点心，还不时地大声说笑着。在教堂，她扯着嗓子唱圣母玛利亚的赞美诗：“我总会有一天要到天上去见她。”我看着她的样子真想哭，我恨她。

她的裙子的颜色都很艳丽，只有一套套裙是黑色的。她读《忏悔录》和《时尚》。她把带血的卫生带放在阁楼的角落里，直到星期二洗衣服时才洗。

我用眼睛多看她两眼时，她就会发毛，于是她就会对我说：“你老盯着我干什么？你要买我怎的？”

在星期天下午，她穿着连衣裙和袜子睡觉，她让我躺在她的身边。她睡觉特别快，不一会儿就睡着，可我却辗转反侧睡不着，只好紧贴着她的背看书。

在领圣餐时，她总是喝得烂醉，直到呕吐为止。为此，以后无论有什么节日时，我总是紧张地用两眼盯着她伸出去的胳膊，生怕她再喝过量。

母亲发了福，体重八十九公斤。她吃得特别多，兜里还总是装着糖果。为了减肥，她背着我父亲偷偷地在鲁昂的一家药房买了减肥药丸。她还不吃面包、黄油，可就这么治疗折腾，才让她只减下了十公斤休重。

她出来进去时总是把门甩得哐哐响，她把椅子放在桌子上打扫房间时也是一样。 她做任何事都会发出很大的响声，她不是在放东西，好像是在摔东西。

从她的面部表情一眼就能看出她是否生气了：在家里她用很粗鲁的话表达她所想的事。她骂我时管我叫“邋遢鬼、小婊子”，或者干脆叫我“讨厌的东西”。她动不动就打我，尤其是爱打我的耳光，有时也打肩膀，并且还说“要是我不控制自己，我真想把她宰了！”她每次都这样说，可两分钟过后，她又搂着我，我又成了她的宝贝“娃娃”。

她一有机会就送我玩具和书，如：遇到什么节日的时候，她进城的时候，或是她带我去看牙医，去看支气管病专家的时候，等等。她总是给我买好鞋子，买保暖性强的衣服，以及老师要求买的学习用品等。（她不让我在镇上的小学上学，而是要把我送去寄宿学校读书。）当我看见同学有用摔不坏的石板后跟她说时，她马上便问我是否也想要一个，“我不愿让人说你的东西不如别人的好”。实际上，她是要给我一切她童年时期曾经想要而又要不到的东西，在我身上实现她童年时期的梦想，获得心理上的满足。为了这些，她必须要多付出辛苦，多赚钱。母亲总觉得与过去她们上学时相比，现在的家长为孩子们的学习和今后的生活幸福非常操心，所以母亲常这样说：“你给我们花了很多的钱”或者“你拥有这么多还不满足！”

我试图并不单纯地把她的暴躁、她对我过分的爱和指责都归咎于她的性格特点，而是想透过她，对其所处的历史背景和社会环境来进行分析。我觉得用这种方式写作可以让我更接近真实。通过发现具有代表性意义的事情，帮助我跳出个人感情上的孤独和迷惘，使认识变得更清晰。可是，不知为什么，我觉得在我的内心深处总有一股说不出的情不自禁的抵触，总想极力保留我母亲纯粹情感的一面，保留她热情奔放的形象，尽管如此，她并不赋予它任何其他意义。

她是一个从事商业工作的母亲。这意思是说，她首先属于顾客，因为顾客“养活了我们”。她在接待顾客时绝对禁止别人去打扰她。（比如，如果我想要绣花线，或是我想岀去玩，我要在店铺与厨房之间的门口等着）如果她听到从我这里传过去的乱哄哄的声音她就会突然冲过来，一言不发给上我几个耳掴，然后又回去照顾顾客了。我很小就懂得了面对顾客的规矩：要声音响亮地向顾客们问好，不要在顾客面前吃东西或是吵架，不要议论任何人。 我还要格外小心那些顾客，不要相信他们说的任何事情。当母亲不在店里，店里只有顾客时，我还要悄悄地监视着他们的行为。母亲有两副面孔，一副是面对顾客的，另一副是面对我们的。营业时间一到，她便登上了舞台，面带微笑，用温柔和蔼的语气和顾客搭讪，谈论着那些诸如关于身体健康、孩子及花园等方面的话题。但待她回到厨房，她的微笑就消失了。她常常沉默不语，她被需要使尽浑身解数来扮演的集兴高釆烈与苦不堪言于一身的角色折磨得精疲力竭了。她认为那些顾客一旦发现别的地方的东西更便宜时就会从此不登她的店门。

她是个远近闻名的母亲，大家都认识她。我在寄宿学校上课时，教师让我到黑板前做题，老师道：“如果你妈妈卖出十包咖啡……”或者“如果你的妈妈卖出三份开胃酒……”等等。（当然这种情况从未发生过。）

母亲总是忙得没有时间做饭，没有时间“像样地”照管这个家。我的衣服上的纽扣掉了，她总是在我要去上学的前一分钟在我身上缝两针。衬衣也是在需要穿的前一分钟才在桌子上面烫一下。早晨五点半，她就起床擦地板，卸货物。夏天在开店门前，她还要给种着玫瑰的花坛除草。她干起活来又快又带劲儿，尤其是那些重活儿，如：洗那些厚衣服，用钢丝绒刷地板等等，其实她也不停地咕哝抱怨。每当她要休息一会儿或是要抽空看书时，她都要为自己辩护，比如：“我应该坐下来歇一会儿了。”（ 在她读着什么书的时候恰好有顾客进来，她便赶忙把手里的书藏到一堆要洗的衣服下）父亲和母亲吵架的永恒的主题就是他们各自给对方找了那么多的活儿，在这时，母亲总是愤愤不平地说：“什么都得我做。”

父亲只读当地的报纸。他从不去那些他认为与他无关的地方。而且有很多事，他都说那与他无关。父亲喜欢在花园里干活，喜欢玩多米诺骨牌和扑克，还喜欢干一些修修补补的零活。他对学说“标准的法语”可不感兴趣，他继续说着当地的土语。而我的母亲则不然，她尽量避免在她说的话中出现语法错误或出现土语方言。她在客人面前称呼丈夫不说“我的丈夫”，而说“我的老公”。有时在与别人交谈时，她偶然用些我们习惯上根本不用的。而她不知是从哪本书中看到的，或是听到那些“有身份的人说过的”词句时，她会有些犹豫，甚至有些脸红，因为她怕用错，怕我父亲嘲笑她，会给他留下笑柄。但一旦她确信她是正确的，她很乐意一遍遍地不厌其烦地重复着，特别是涉及到文学色彩比较浓的字眼，如：“他悬着的一颗心”或“我们只不过是些匆匆的过路的鸟儿”，好像这些文学词语一到了她的嘴里也失去了它们的文学色彩。她喜欢“美”，喜欢“穿得出去”的衣服。她喜欢到“春天”专卖店去买衣服，她认为“春天”比“新货廊”的衣服更“时髦”。

她渴望学习那些为人处世的准则（她总是怕自己不懂，不知该如何去做），记一些新潮时髦的东西，比如：那些大作家的名字，刚搬上银幕的电影，（但她没有空去看电影）花园里种的花的名字，等等。她总是非常用心地听别人说那些她不懂的事，这主要是出于好奇，但同时也是想在别人面前显示一下她多么虚心学习。在她看来，要提高自己的身份，就首先得学习。她常说：“要武装自己的头脑”，只有知识才是最美的，书是最珍贵的，她只有在摆弄书时才细心，每次她都是先洗了手才去拿书。

她想跟我学习，晚上吃饭的时候，她总让我给她讲我在学校里看到或听到的事，讲我学习的内容，讲我的老师。她特别喜欢用我用过的词说话。如“课间”“作文”或是“体育”等。她觉得如果她说错了，我给她纠正是很正常的事。她不再问我是否想要“零食”而改用“小吃”一词。她带我去鲁昂参观历史古迹和博物馆，到威尔介去参观雨果的家族的坟墓，她总是表示出很高兴欣赏的样子。我读什么书她也跟着读，那都是书商们推荐的。有一次，某位顾客把一本《刺猬》忘在了柜台上，母亲立刻拿起来翻两页，然后笑着说：“唉，我真够笨的，我不是已经读过了吗！”她同我一起去参观博物馆，但她并不是想去欣赏埃及的花瓶，而是为了督促我学习知识，她把我培养成有知识的文化人。对此，她深感自豪。

那时，在我印象中觉得母亲比父亲更高级，因为和父亲相比，她更像一个老师，一个教授。对于她，一切的一切，她所有的愿望和抱负都放在我的学习上。我们一起谈文学作品，我给她朗诵我写的诗歌，我们一起去度假，我们之间形成了一种默契。在这种默契里是没有父亲的位子的。父亲带我去市场，去看马戏，去费尔南戴看电影。他教我骑自行车，辨认花园里的蔬菜。我和父亲在一起的时候很开心，而和我母亲在一起是在“谈心”。他们两人中，母亲说了算，她是权威的化身。

在她快到五十来岁时，她给我的印象是终日眉头紧皱。她依然那么好强，身体健壮。她还是那么慷慨大方。她把头发染成金黄或是暗红色。在不当着顾客的面勉强微笑的时候，她的脸看上去经常是一副不高兴的样子。她总是没事找点茬儿以便发泄她对自己生活条件的不满。（市中心重新修建的大商场威胁了她的小商店的生存）。她还常和她的兄弟姐妹们吵嘴。外祖母过世后，她长时间地戴孝，而且养成了一大早就去做弥撒的习惯。她身上的“浪漫”情调彻底消失殆尽了。

1952年夏，她已年满四十六岁。她已经两个月没来月经了。我们全家人一起乘大客车到艾特达玩。她怕邻居们笑话她，就穿着孝服出门，但到了目的地，她便躲到岩石后面换上了那件大花的蓝色丝绸的连衣裙。她拽着草丛朝山崖上爬着，只见她气喘吁吁地跟在我身后一直爬到了崖顶。到了崖顶，她那搽满脂粉的脸上已经是汗津津的。

从我懂事起，我和母亲的关系既有默契的一面，也有不和睦的一面，我们之间经常斗嘴吵架。

在她还是年轻姑娘的时代，女孩是没有自由可言的，否则就被认为是堕落。在当时我们是不能谈论“性”的。“性”这个字眼只有在我们打趣时才可以提到，它成了我们评论一个人是好人还是坏人的社会道德标准。母亲从未跟我谈过任何这方面的事，我也从不向她问起有关这方面的事，因为对于这种事，好奇的本身也被视为是下流堕落的开始。 在我第一次来月经的时候，当我告诉她这件事时，她红着脸递给我一个卫生带，连如何使用也不跟我说一句。

她并不喜欢让我长大。我脱衣服时，她看到我日趋成熟的身体很反感。可能她认为我的乳房的隆起，腰肢的发育都是一个不安定的因素，意味着我会去追求男孩子，进而荒废学业。她希望我永远做小孩子。在我差一周满十四岁时，她还说我只有十三岁，让我穿带皱褶的裙子，短袜和平底鞋。直到十八岁时，我们的争吵总是因为她不许我出门，以及不许我穿什么样的衣服等引起的。她不时地发火。如果我穿上了一件我认为很正常，但在她看来就不行的连衣裙或是理着某种发式等，她就会说：“你总不会穿着这样的衣服出门吧?”我们俩不知为什么都在恨着对方：她恨我是因为她总以为我想着出去讨男孩子喜欢，而我则恨她总是以为我会“遇到灾难”，也就是说我会随便到外边和什么男人睡觉，而且不知哪一天会生出个私生子来。

有时，我甚至会想如果她死掉我也不会感到伤心。

现在我写着这本书时，在我的眼前呈现的一会儿是一个“好母亲”的形象，一会儿又是一个“坏母亲”的形象。为了避免童年的情感对母亲形象的影响，我试图在写这本书时，把母亲想象成别人的母亲来写，那个女孩也不再是我，这样，我便可以尽可能用公正的笔触刻画她。但她的有些话语我是无法用我的语言来表达的，比如“你要倒霉的！”还有其他的更抽象的词，比如关于身体发育和性爱方面的词。有时我想起她的某些话时，我的感觉和十六岁时听到她对我亲口说这些话时的感觉是一样的，很失望。在我的脑海里，这个对我影响最大的母亲，却又混同于那些生活在非洲妈妈的形象了，那些非洲妈妈会狠心地拽着自己堕胎的女儿的胳膊让人切断她们的阴蒂。

她不再是我的榜样，我开始关注“时装”杂志里介绍的女性，她们和我同学的母亲们相似。她们是些小资产阶级太太，纤细的腰肢，举止文雅，跟她们的女儿说话时称“我亲爱的宝贝儿”。和她们相比，我觉得我的母亲就是一个巫婆。当她把酒瓶子夹在两腿中间起瓶盖时，我赶紧把目光从她身上移开。我为她讲话的粗鲁和举止的不文雅感到羞愧。特别是当我觉得我跟她很相像的时候就更令我痛苦不堪。我现在和她已经属于两种不同类型的人了，我在努力改变她传给我的那些我想唾弃的东西。我发现在想有修养的愿望与真正作到有修养之间有一条鸿沟。我的母亲要借助词典才能说出凡高是谁，对于那些大作家，她也只是知道他们的名字。不仅如此，她对我的学习情况也一无所知。我原先太崇拜她了，因此才抱怨她而不去指责我的父亲。我嫌她不帮助我，让我在同学们中间在图书馆里孤助无援，而从她那里得到的除了她的担心和怀疑之外，（如：你和谁在一起了？等）别无其他。

无论在任何场合，我们都以争吵的口吻和对方说话。母亲还想同我保持原来的默契（什么都能和妈说），我对她则只报以沉默。假如我对她说出与我的学习无关的某些愿望（如：旅游、体育、家庭舞会等）或是讨论些政治时事，（如当时正处于阿尔及利亚战争时期）她开始听得还挺感兴趣的，以我还把她当成知己而高兴，但突然，她会暴跳如雷，对我呵斥道：“你不要再为这样的事动脑子，要以学习为重！”

于是我开始蔑视社会习俗，蔑视宗教活动，蔑视金钱。我开始誊抄兰波和佩威尔的诗歌。在作业本的封面上粘贴詹姆·丁的画像，听布拉桑的歌曲《坏名誉》。我感到百无聊赖。我以一种浪漫的方式表现出我少年时的反抗。那时，在我的脑海中好像我的父母都是资产阶级那样。我把自己看做是未得到理解的艺术家。对母亲来说，反抗有一种意义，那就是摆脱贫穷。反抗只有一种方式，那就是拼命地劳动赚钱，成为和别人一样的有钱人。而我呢，我 理解。我们彼此痛苦地埋怨着。我不理解她，就像她不理解我一样，她常说：“要是让你十二岁就进工厂你就不会这样了，你真是身在福中不知福！”有时她还会跟我发火“在寄宿学校读书可以，可比别人花钱多就不值”。

有时，她把在她面前的女儿看做是阶级敌人。

我当时最大的愿望就是离开这个家。母亲答应让我去鲁昂读高中，然后到伦敦去读书。为了让我有一个比她更幸福的生活，她有可以做出任何牺牲的思想准备，包括我离开她的身边。当我离开她以后，我开始尽情地享受着无拘无束的生活，品味着自由的滋味。比如：有时候我会吃得很多，像要撑死，有时又连续几个星期不吃饭，一直到饿得昏过去。这时我把我和母亲之间的一切不愉快统统忘记了。学习文学的我，想象着母亲是一个从不大声喊叫，也不粗暴的女人。我确信她是非常爱我的。生活对她是不公平的：她每天从早到晚都只靠吃土豆和牛奶充饥，就是为了让我能够坐在阶梯教室里听老师讲柏拉图。

我虽然不是很想念她，但见到她还是让我很高兴。尤其是当我因感情问题经受挫折而伤心时，就更想回到她的身边。 我不能告诉她我的那些事。 她悄悄地告诉我周围邻居中哪一个女人与男人通奸或是做流产等方面的事情。她觉得到了我现在的年龄是可以听这种事了，但她希望这种事都永远与我无关。

我回到家，她正站在柜台里边，顾客们回过头看着我，她微笑着，脸激动得有些微红。待最后一个顾客一出门，我们便在厨房里热烈地拥抱在一起。她关心地问我回家途中的情况，然后又问一些与学业有关的事，最后疼爱地说“把该洗的衣服统统给我拿来”。“你走后，我给你留着所有的报纸”。在我们之间有了那种人与人之间的互相尊敬。我走之前的那种争吵隔膜都不复存在了。在以后的几年间，我还一直保留着那次回家和她见面时的感觉。

我的父亲胃部做了一次大手术，手术后他体力下降，再也搬不动货筐了。于是，母亲就一个人搬，她一个人干两个人的活，可她毫无怨言，而且似乎还带着几分满足感。自从我不在他们身边，他们争吵的次数也少了。母亲对父亲更亲近了，而且常亲密地管他叫“我的老爸”。母亲对父亲的一些习惯，如抽烟等也原谅了几分，她说：“他怎么也应该有点爱好呀。”星期天，他们开车到乡下去兜风，顺路去看几个表兄。到了冬天，她常去做晚祷，然后去问候老我们。她从市中心经过，路过商店门前，便和刚从电影院出来的年轻人挤在一起看电视。

顾客们都认为她依然风韵犹存，她的头发总是染色。她穿着高跟鞋，戴着双聚焦的眼镜。但她的下巴上的汗毛很长，她经常偷偷地把它们拔掉。

她现在无论冬夏都不再穿鲜艳颜色的裙子了，而是穿灰色套裙，并且再也不把衬衣下摆塞进裙子里，因为这样她可以更舒服些。

一直到二十岁以前，我总认为是因为我母亲才变老的。

人家不知道我在写她，的确我也不是在写她。我只是想起同她一起在过去的某一时刻或是某一地点一起生活。有时，我在家里偶尔碰到她生前用过的东西，比如前天，我见到了她做针线活用过的顶针。她从前在缆绳厂干活时，有一只手指被机器压变了形，所以她做活时一直要戴着它。我见到那个顶针，不禁又是一阵辛酸，想起母亲真的永远地去了，永远地离开了我。我心痛不已，在这种精神状态下，我写这本书只是为了更好地纪念我的母亲。至于出版一本书这样的事对于我是没有任何意义的。 当有人微笑着问我，“你下一本书什么时候出版啊?”我真想开口骂他们。

当我尚未结婚时，即使我远离母亲独自生活，我也还是属于她的。对于亲属、顾客们的询问，她总是回答说：“她结婚还早着哩，她这才多大，还没到没人要的地步嘛。”不过她马上又补充说：“我可不愿把她老是留在家里，有了丈夫和孩子才算完整的生活。”一年夏天的一天，当我告诉她说我要和来自波尔多的一个学政治的大学生结婚时，她脸都激动得涨红了。她身子在颤抖，她在寻找阻止我的理由，连她自己也认为落后了的农民意识在她身上又不经意地冒了出来：“这个小伙子不是我们这儿的人。”过了一会儿，她平静了些，她几乎又像是很高兴，因为人家不会说我嫁给了一个工人了，因为当时那是衡量一个人的社会地位的惟一尺子。于是，我们筹备婚礼，购买锅碗瓢盆等，这一系列活动再次让我们母女成了知己，以后还有生孩子等事情也是如此。我们之间的确再也没有别的了。

我和我的丈夫有同等的学历，我们经常在一起讨论萨特和自由，一起去看安东尼奥尼的《冒险家》，我们都支持左派的观点。但我们的出身不一样，他的家里虽算不上特别有钱，但所有的人都接受过高等教育，对社会上发生的事都有着非常深刻的见解，他们习惯打桥牌。我丈夫的母亲和我的母亲同岁，但人家依然保持着苗条的身材，面色滋润，双手细腻。她还会弹钢琴，随便什么曲子拿起来便弹，并且经常在家里招待朋友。（她属于那种我们经常在电视里看到的通俗剧中所表现的妇女类型，五十岁上下，衣着考究，丝绸套装上总是缀有珍珠饰物。）

对于我丈夫的家庭，母亲一面欣赏他们所受的良好教育、他们的高雅的气质以及他们渊博的知识，并且为自己的女儿能够成为他们中的一员而感到自豪，但同时她又担心在这些彬彬有礼的背后会隐藏着对她的瞧不起。她的那种不如别人的感觉一直缠绕着她，她觉得我也和她一样：（可能得再需一代人才能全抹掉吧。）所以在我结婚前的那天，她还这样嘱咐我：“两个人好好地过，可别让人把你休了。”就在几年前，提到我的婆婆时，她还说：“一看就知道她跟我们的出身不一样。”

她担心自己得不到我们的爱，于是就使劲照顾我们。她首先对我们最后一年的学业给予了经济上的资助，接着又总是送我们东西让我们高兴。婆婆家的人幽默风趣，但什么也不帮我们。

我们开始去了波尔多，后来又到了安纳西，因为我丈夫在那里的政府部门任职。我每天要到离家四十公里的山区中学教书，回家还要做饭，照看孩子，成了一个忙得一点闲空都没有的人。我一点也不想我的母亲，她在我心中的位置和我结婚前没什么两样，可她却每半个月给我们写一封信。信总是以“最亲爱的孩子们”开头，并且总是说为路途远而帮不上我们的忙而感到遗憾。对此，回信时我总是草草回上两句话。我每年夏天去看她一次，呆上两天，我给她讲安纳西的情况，告诉她我住的房子以及滑雪场。有父亲在跟前时，她说：“重要的是你们都好。”当我俩单独在一起时，她好像特别想让我跟她说说我的丈夫，说说我和他的关系。可我总是只字不提，于是她感到很失望。萦绕在她脑海里的“他能不能让我的女儿感到幸福”这一问题总是得不到答案。

1967年，父亲患了心肌梗塞，四天之后就去世了。因为在另一本书里我讲了这件事，所以这里就不再赘述了。在这里，我只想说，我好像又看到母亲在父亲死后给他洗脸，给他换上干净的衬衣，给他穿上节日的套装。母亲对父亲温柔地说着悄悄话，那样子像是在哄着一个不懂事的小孩子，给他洗澡，哄着他睡觉。看着她那干净利落且又准确无误的动作，我还以为她一直会想到父亲会走在她前面呢。前一天晚上，她还和父亲躺在一张床上，睡在他身边，直到灵车把他带走前的那一刻，她还趁店里没有顾客时上楼依依不舍地再看他两眼，就像父亲活着的时候一样。

葬礼过后，母亲极度疲惫忧伤，她难过地对我说：“失去老伴真是太痛苦了。”她继续像以前那样经营着她的生意，（我刚在报刊上读到这样一段文字“失望是一种奢华”，母亲故去后，我能有时间有办法把它写成书，这可能也是一种奢华吧。）

母亲常和她娘家的人见面。她和小店里的年轻太太们聊天，一聊就是大半天。咖啡店的门关得也比以前晚了，因为现在来咖啡厅的多是些青年人。母亲现在饭量很大，体力也很快恢复了。她说话滔滔不绝，有点像要返老还童，并且她还非常高兴地告诉我说有两个鳏夫在追求她哩。1968年5月，她打电话告诉我说：“这里一切都在变，都在变！”转年夏天就开始了整顿秩序。（后来她为左派在巴黎劫掠了福松的杂货店而忿忿不平，因为在她眼里福松货店就和她的杂货店一样，只不过比她的规模大一些罢了。）

她在信里告诉我说她无暇寂寞，可 她非常想搬过来和我们一起住，只是她不好意思。一天，她终于羞答答地开口了：“我要是住在你那里还能帮你照顾家。”

在安纳西，我想起母亲便十分地内疚，有一种负罪感。我们住在一幢有钱人住的大房子里，我们已经有了第二个孩子，而母亲则什么都不能享受得到。我想象着她和外孙子们一起生活在这种舒适的环境中，她一定会很高兴的，因为她曾经一直盼望我能够得到这一切。1970年，她的店像普通的房子一样卖了，因为作为商店出售没有人要，然后她就搬过来了。

那是在一月份一个暖融融的下午，她坐着搬家公司的大卡车来的。当时我还在学校里上课，回到家我看到她在花园里亲切地搂着一岁的小外孙子，监视着工人搬家具和一些纸盒子。她的头发全白了。她笑着，透着浑身使不完的劲儿。她见我来了，从老远就朝我喊道：“你回来得可够早的啊！”

突然，我意识到：“现在以及将来我将永远生活在她的眼皮底下了。”

起初，她所感到的并不像我想象的那么幸福。她的生意一下子结束了，随之结束的还有她对买卖失败的担心和终日的劳累。给顾客们服务但能与顾客聊天，能够赚钱的那种骄傲也随之去了，现在她只是一个“奶奶”。这里没有人认识她，她能够说话的人只有我们一家人。她的世界突然变得狭小而又毫无生气。她觉得自己什么都不是了，什么都没有了，没有了过去的那种感觉。

世上的生活常常是这样：在孩子家生活，就等于尝试另外一种生活方式，她曾为此很自豪。（她常常跟她的娘家人说：“他们家很富的！”）也意味着她的生活方式出现许多改变，比如：不能再在门口的电暖气上晾抹布，要小心别碰碎一些东西（如唱片、水晶瓶等），要讲卫生（不要用自己的手帕给孩子擦鼻涕），还要注意邻里关系，时刻注意别打扰别人，（放声大笑等等）另外她发现我们对她感兴趣的东西并不感兴趣，如报纸上的花边新闻，犯罪案件，交通事故等。这里不同于她自己的家，她等于生活在另一个圈子里，这个圈子一方面接受她，但另一方面又排斥她，她生活得非常不愉快。有一天她终于发火了：“我在这儿生活一点都不舒服。”

她不适应这里的生活。有时她身边的电话铃响了，她赌气不去接，在走进她女婿看球赛的客厅时故意使劲儿地敲门，不时地要活儿干。她说：“如果你们再不给我找活干，我只有走的份儿了。”然后她又笑着说：“得让我付我的住宿费！”就为这，背地里我们娘俩不知争吵过多少次，我怨她自己太贬低自己，好长时间之后我终于明白了，母亲呆在我家的那种不自在的感觉和我在少女时代与那些“比我条件好”的同伴相处时的感觉是一样的（下层我们对这种差别感到痛苦而富人则丝毫也感受不到）。后来她把自己装成一个职员，自觉不自觉地将读“世界报”听巴赫的乐曲的她的孩子们与她在文化上的、生活的差别转化成了老板和工人的在经济上和在思想上的差别，这可能也是一种反抗的方式吧。

后来她终于安定了下来，原因是在家里找到了能够充分发挥她的能力和热情的活儿：照看她的外孙子们，还干一部分家务活儿，她试图把我从各种家务劳动中解放出来，但是当她看到我做饭、采购、用她一直害怕使用的洗衣机洗衣服时就感到内疚。她不愿意让我与她共同做她认为自己擅长，并能够发挥自己作用的活。就像她年轻时一样，她不让我帮她，而且一看到我帮忙时，便说：“放下，让我来做吧，你去干更重要的事。”（就是说，在我十岁上，是去温习功课，现在呢，去备课，总之干我一个知识分子该干的事。）

我们之间又开始使用这种独特的方式和语调说话了，不知情的人错误地认为我们是在吵架，实际并非如此，在母女之间是什么话都可以说的。

她爱她的外孙子们，并全身心地照顾他们。下午时分，她用小车推着最小的孙子到市中心转，去教堂，去集市，在老城区闲逛，一逛就是几个小时，直到天黑才回家。夏天，她带着两个孩子到老安纳西小山丘上玩，带着她们去湖畔漫步，还给他们买糖果，买冰淇淋，还带他们骑木马，尽力满足他们的所有的要求。她常坐在公园的长凳上，认识了一些人，并且后来经常和她们再见面，并且逐渐熟悉起来了。她也经常和大街上的面包铺的老板娘聊天， 她新的生活的圈子逐渐大了起来。

现在她习惯阅读《世界报》和《新观察家》杂志，还常去一个朋友家“喝茶”（她笑着说，其实我不喜欢喝茶，但是我一直没告诉她！）她对古玩很感兴趣（因为“那东西值钱”）。从她嘴里再也不说一句粗话了，她尽可能地让自己遇事不急， 她在自己控制着自己，不让自己粗鲁的一面显现出来。她甚至为自己到老年时终于学到自己在年轻时不曾懂得的也是布尔乔亚太太们所拥有的做一个“完美”的家庭主妇的知识而自豪。

她不再穿黑色的衣服，只穿浅色衣服。

有一张她在1971年照的照片。照片上，她满头白发，穿着阿拉伯图案的洛帝亚牌衬衫，显得意气风发。她两手搭在站在她身边的外孙子的肩上，那两只手合拢着，依然还那么宽大，和她结婚前照片上的手一个模样。

在70年代中，我丈夫升了职，调到巴黎地区工作。母亲也随我们一起搬到了巴黎地区的一座正处于建设时期的新城。我们住在平坦的平原上的一座新住宅区的小楼里。离学校和商业中心有两公里，这里人烟稀少，只有到了晚上才能看见住在这里的居民。周末，我们清洗自己的汽车或是在车库里做木工活。这个地方房子稀少，也没有什么景致，我们住在这里好像与世隔绝，我们没有了思想，没有了感觉，像空气一样地浮躁。

母亲不习惯在这里住。下午，她去罗滋大街、荣吉业大街和布鲁艾大街上去散步，但是大街上冷冷清清。她给在安纳西的朋友和家里人写了许多信。有时她一个人出去走老远，有时甚至都到了高速公路以外的坑坑洼洼的路上去散步，急驰而过的汽车溅她一身的泥巴，她回来一声不吭，板着脸不高兴。她需要任何东西，哪怕是一点小小的东西，如：一双袜子，去做弥撒，或是去理发都得要依靠我开车带她去，她感到很不自在。她现在变得易怒了，抗议道：“总不能老是看书报吧！”这时家里又添置了一台洗碗机，又减少了她的一部分活，这叫她感到像是受到了侮辱一样：“那我干什么呢?”在新住宅区，她认识惟一一个可以和她聊天的人，是一位安第列斯妇女，她是办公室的职员。

六个月后，她决定自己搬回到伊夫多去住。她找到一个适合老年人住的平房里，距市中心很近。她很高兴再一次独立。在这里，她可以再见到她的惟一的妹妹，（其他姐妹全不在人世了）又能见到她从前的顾客们，她感到非常高兴。已经成了家的侄女们邀请她参加节日聚会和吃圣餐，她平时可以到市图书馆去借书看，十月份她随着本教区朝圣的队伍去鲁尔德朝圣等等。但是渐渐地，她觉得每天不工作只是在家重复着同样单调的活动很乏味，尤其是周围住的都是老年人。（她并不拒绝参加老年俱乐部举办的活动。） 她还有一个说不出来的不满意：在她的生活了五十年的地方，她惟一能向我们夸耀她女儿和女婿成功的地方的我们对于她女儿成功并不以为然，这也是令她不快的原因。

这个单间是她最后独自一个人住的房间。屋里有些暗，朝花园的地方有个小厨房。房间里有一个凹陷部分专门用来放床和床头柜，床头柜上放着能够与保卫处联系的内线电话，此外她还有一个小洗澡间。在这个地方呆着，不需要她做任何费力的动作，不需要做任何事情，只有坐着看电视，等着吃饭。所以每次我去看她，她都指着周围的环境跟我说：“我要是再抱怨就显得我太难侍候了。”我现在想那时就让她去住这样的地方是早了些。

我们面对面坐着吃午饭。开始，我们相互都觉得有那么多话要说，关于身体啦，孩子们的学习成绩啦，新建的商店啦，假期啦等等，可现在我们突然无言相对，一阵沉默。习惯上，她会重新寻找话题“我怎么说来着……”有时我想：“这个单间是她有生以来惟一独自一个人住的地方。”在我要走的时候，她拿出个行政手续方面的表格要我给她讲。然后，她又到处寻找她为我收藏的不知放在什么地方了的美容处方，或是清洁建议书等。

与其我去看她，不如让她来我家。我觉得让她待在我家两个星期与我们共同生活，比我同她静静地待上三个小时要好得多，我把这想法告诉了她，她很高兴，立刻就同意了。这期间我们已经离开了新区，搬到了紧挨着新城市的一个老镇。母亲很喜欢这个地方。那天我去火车站接她，她穿着一身红色套裙，提着行李箱出现在火车站站台上，我立刻迎上去，她拒绝让我帮她提箱子。一进家门，她顾不上休息，就动手给花坛的花除草。夏天，她到尼爱诺和我们共住了一个月。她早晨一个人出去到小路上转，回来时，带回好几公斤重的桑葚，可再看她，两腿搔伤累累。她和男孩子们一起去钓鱼，去萄纳赶集，睡得很晚，从她嘴里听不到一句“我太老了，干不了……”这样的话。

1979年12月的一天晚上，大约六点半，她在国家级15号公路上横穿马路时被闯红灯违章行驶的CX车撞倒。（当地报纸的文章称开车人不走运，“因为刚下过雨，路上看不清”及“迎面开来车辆的灯光导致驾车人眼花，再加上其他原因致使开车人未能看到那位七旬高龄的老太太”。）她一条腿被撞骨折，脑震荡，昏迷了整整一周。外科医生认为她原来的良好体质帮了她的忙。她受伤期间又急又难受，总是想偷偷拔下吊针，活动活动她打着石膏的腿。她朝她已经故去二十年了的长着黄头发的姐姐喊着，让她注意有车正朝她撞去。我看着她光着的臂膀，第一次看到她被万般疼痛折磨的裸露的身躯，我仿佛自己正置身于一位正在难产的妇女面前，那妇人生下的就是我，而且是在一个战争的傍晚。我突然十分惊讶惶恐地意识到她可能会死。

她活过来了，而且恢复得和往常一样，能够走路。她下决心要不惜任何代价打赢与司机的这场官司，而且不厌其烦地做各种医学检查。我们说她能够逃过这场灾难算她走运，她很自豪，好像朝她撞过来的汽车是一个她终于战胜了的敌人一样。

病愈后她整个人都变了，饭桌摆得越来越早，午餐十一点，晚饭六点半就开始了。现在她只读《法兰西星期日》和一个老顾客送给她的小说画报（每当我来看她时，她都怯生生地把它们藏在碗橱里），她一大早便打开电视机。其实，那时时间尚早，电视里还没有播放任何节目，只有音乐和图像线。她就这样看也不看地让电视机开一天，晚上就坐在电视机前睡觉。她开始特别爱发火，一遇到点不顺心的事，比如一件不好烫熨的衣服，或是面包长了几分钱，她都会不停地唠叨：“真讨厌。”如果她收到一份退休办公室寄来的报告或是一张说她中了什么奖的广告，她就会恐慌得要命，连忙解释：“我什么也没要求过！”每当她回忆起在安纳西和孩子们一起在老城区散步，欣赏湖畔的白天鹅时，她都非常激动，常常会热泪盈眶。她给我写的信也越来越短，越来越少，好像她已经没有什么话可说了。她呆的房间里开始弥漫一种臭味。

她的行为开始有些不正常了，比如：她常在火车站台等待着已经开走的火车，在买东西时，她认为所有的商店都关门了，钥匙也经常找不到，雷诺多常给她寄些文章，可她说她不曾订阅过，她开始对她在伊夫多的娘家人表现岀咄咄逼人的气势，说他们都觊觎她的钱，所以她不愿再同他们来往。一天她给我打电话道：“我讨厌透了这个鬼地方！”听她的语气，好像她觉得自己要大难临头似的。

1983年的夏天特别炎热，热浪甚至也席卷了诺曼底。在这样的天气里，她不吃不喝。她总是说她吃药已经吃饱了，结果有一天她在阳光下晒晕了，我们发现后把她抬回了养老院的医务室。经过几天的输液、喂饭，她身体才又得以恢复，接着她便嚷着要回家。她生气地说：“赶紧送我回家，否则，我就跳窗户！”医生十分担心，说从此以后她不能够再一个人住了，最好把她送进一家托老院，我婉言拒绝了。

九月初，我开车到养老院接她回家和我住，那时，我已经和丈夫分居了，我和两个儿子一起过。在去养老院的路上，我在想，“现在该由我照顾她了”（就像小时候想的那样，当我长大以后，我就和她一起去旅行，去看卢浮宫等等）。天气晴朗，她手拿着包放在膝盖上，坐在车子前边的座位上。她脑子非常清楚，我们像往常那样谈着孩子，谈着他们的学习情况和我的工作等，她也很高兴地和我谈着她同病房的伙伴，其中说到她病房中有一个女伴时，她的样子有些怪，她说：“婊子，我真想给她两个耳光！”这是我最后一次见到母亲比较幸福的样子了。

她在这个世界上奋斗，享有一席之地的故事就这样结束了。她失去了理智，她得了一种叫阿尔泽美的病，这是医生们给这种老年病起的名字，意思是老年性癫狂病。最近几天，我觉得自己写不下去了，可能是因为我不愿意写这一段时间发生的事。 我知道我不能不写。她现在变成了一个疯女人而她原先则是一个那么聪明，充满了智慧和勇气的女人。

她经常找不到她自己住的房间，并且常常怒火万丈地问我怎样才能找到她的房间。她的东西更是常常找不到（她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我拿不到我的东西”）。当她找到那些东西时，便不承认那些东西是她自己放的。她总是喊着闹着要活做，做衣服、熨衣服、择菜等，但一干起来却马上就厌烦了。她生活在一种无限的焦虑之中。看电视，吃午饭，去花园，一会儿想做这，一会儿又想干那，但做什么都不能给她带来乐趣。

下午，她像往常那样坐在客厅的窗子前，拿出她的通讯记录本和信札。一个小时后，她又把写的信全部撕掉，再也写不下去了。其中有一封信是十一月份写的，信开头的内容是这样的：“亲爱的保莱特，我怎么也不能从黑暗中走出来……”

她头脑更加不清楚了。她开始不知道如何在餐桌上摆放杯盘，如何熄灯（有一次她竟登上椅子，想把灯泡拧下来）。

她又穿上了那些已经过了时的裙子和打着补丁的袜子，而且拒绝把这些东西扔掉。她还生气地说：“你扔了这些东西，看你多富似的！”她全部的情感只剩下发怒和怀疑这两种了。在任何一句话中，她都能领悟到对她的威胁，她生活中最为重要的几件事总是让她特别烦心，如：买发胶，记住医生哪天来以及她在银行的存款。 她偶尔也有高兴的时候，那也是她假装的，为的是不让医生来给她看病。她读不懂文字了，她不停地围着屋子转，不停地在寻找着什么，她把柜子里的东西全都拿出来，把袜子、小纪念品什么的全部摆在床上，然后又放到衣柜的其他格子里，第二天又重新开始再做一遍，好像她总是找不到比较合适放这些东西的地方似的。一月一个周六的下午，她把她的衣服全部放到几个塑料袋里，然后用针线缝上口。要是她不摆弄这些的时候，她就坐在客厅的椅子上，抱着胳膊，眼睛直勾勾地盯着前方，呆呆的，什么都不能让她快乐起来。

她有时甚至糊涂到连我们的名字也想不起来了，她很有礼貌地叫我“太太”，她也认不出她的外孙子了。吃饭的时候，她问她的外孙们在这里干活老板付的工资是否还可以，她把自己想象成是在一家农场干活的工人，而他们也都和她一样是这里的雇员。但她有时对自己还算明白，她把尿湿了的内裤藏到枕头底下，并且早晨起来不好意思地小声说：“没控制住。”她在试图像正常人一样，她一个劲地做缝纫活，把围巾、手帕堆在一起，胡乱地缝一遍。她最关心她的某些东西，比如：她的行李包，要是有一会儿她见不到了，就会急得像发疯一样，眼泪都会流出来的。

在这段时间里，我两次和别人撞车，责任都在我。我时常胃痛，吞咽困难，为一点小事我就会忍不住大声吵闹，就会想大哭一场。有时我甚至会当着儿子们的面大哭起来。我常常安慰自己，认为母亲的失忆是她故意和我们装的，我常和一些不认识她的人谈起她，这时他们都会报之以沉默。我觉得自己快要疯了。一天我开着车漫无目的的在乡下转了几个小时，到深夜才回家。这时我和一个让我恶心的男人有染。

我不想要我的母亲变回一个不懂事的小姑娘，她没有这个“权利”。

她开始同她幻觉中所见到的人说话。她第一次这样时正好赶上我在批改学生作业，我用两手堵住自己的耳朵，我想“这下完了”。接着，我在纸上写了：“妈妈独自一个人说话”，现在我恰好在写这句话，但现在这些文字所表现的意义与当时不同，现在不再是为了让我能够“忍受”，而是为了让别人理解。

早晨，她不想起床了。她用来充饥的也只是些奶品和糖果，其他的吃完了便全吐出来。四月末，医生决定要把她转到彭图瓦滋医院。在医院里给她做了胃肠检查，没有发现异常。过了几天，她的病情仍旧没有好转，由于她试图偷着从医院逃跑，护士们就把她捆在椅子上。我第一次给她刷了假牙，清洗她的指甲，给她脸上扑些香粉。两周后，她被转到了老年病科。那是一幢四层高的现代化的小楼，它坐落在医院最靠里面的树林中。小楼里住的那些老年人，其中大部分是妇女。她们的房间是这样分配的：在二楼住的是些短期临时住的病人，三楼和四楼是那些一直在这里直到死亡才出去的人，三楼主要住的是些残疾的，或是大脑萎缩的老人。每个房间住着一人或两人，房间都很明亮干净，装饰着纸花和雕刻，墙上还挂着一只挂钟。屋里还备有几把扶手椅。 房间里还都配备了带有马桶的卫生间。想来这里的人很多，所以要想得到一个长期的位子，需要等很长时间，尤其是在冬季没有多少人故去的时候需要等得时间就更长。我的母亲被安排住在二楼。

我的母亲嘴不停的叨叨，她讲述着她自以为在前一天看到的场面，如：一个抢劫案或是一小孩子溺死等。她跟我说她要赶快回家去采购，商店里挤满抢购的人，恐惧和愤怒又占据了她的心。她抱怨自己像黑人那样为老板卖命，可却见不到一分钱。她还说许多男人追求她。她还跟我发脾气，说：“这些天我身无分文，甚至连买块奶酪的钱也没有！”她还在她的衣兜里存着午饭吃剩的面包屑。

虽然到了这种地步，她依然不甘心。她不再想着宗教信仰了，也再没有提出要去做弥撒的要求，但她还想着快些恢复健康（她说总有一天医生会找到她的病因的）。她想回家，她说：“我跟你们在一起会好些的。\"她不停地在走廊里走来走去，直到累得不行了。她总是喊着要酒喝。

四月的一个晚上，六点半，她已经睡了。她穿着睡衣，躺在褥单上，她抬着腿，裸露着外阴，房间里很热，我看到她忍不住流下了眼泪，因为她是生我养我的母亲，是伴我童年成长的亲人。她的胸部青筋裸露着，显得很瘦弱。

在这里允许住的二个月期限到了，她被转到了一家私人托老院，在那里只能临时呆上一段时间，因为人家不接受脑子不正常的老人。五月底，她又回到了彭图瓦滋医院的老年病科，这次，四楼有一个位子腾了出来。

尽管她已经糊涂了，但她毕竟还是她，不过这是她最后一次显示她的神采了。她下了车，穿过门厅。她昂首挺胸，戴着副眼镜，穿着一套灰色的杂纹套装，长筒袜，一双串亲访友时才穿的皮鞋。在她的行李箱里，放着些衬衫、内衣和一些纪念品和照片等。

这次，她永远地住进了这个没有季节之分的地方。这里永远是那样的温暖，时间像停滞了一般，只有机械的重复着那些功能性的活动：吃饭，睡觉等，除此以外，也就是到走廊散散步，她提前一小时就坐在饭桌前等着吃饭，手里拿着的餐巾一会儿展开，一会儿又叠起来，看看电视屏幕上闪过的美国连续剧或耀眼的广告画面，过节时一些阔太太们来发些点心，新年时还要打开一瓶香槟酒，五一节有人送来铃兰花，这里也有友爱，老太太们手牵着手，有时也会互相揪着头发厮打起来，这时医生们总是使用老一套办法：“好啦，D太太，过来吃块糖，解解闷儿。”

几周后，她再也不想强撑着了，她垮了下来，走路开始弯着腰，低着头，她的眼镜也不知弄哪里去了。她斜视着，她的面孔由于大量服用镇静剂而浮肿，已经没有了往日神采。她看上去给人一种很愚昧的痴呆感。

渐渐地，她的东西全找不到了，就连她曾经特别喜欢的长袖羊毛衫和她最近才买的眼镜以及她的盛日用品的箱子也都找不到了。

她现在对这些事情全抱着一种无所谓的态度，不再去费力寻找任何丢了的东西，再说她也记不得她有什么东西。现在什么都不属于她了。一天，她看着那个她曾经到处随身带着的小撒瓦通条说：“我过去有过这么一个与这一模一样的。”在这里，为了工作方便，医生们给老我们都穿上一种后背带拉锁的罩衫，外面套着个花工作服。我母亲也一样，她已经不懂得要面子了，垫着尿布接尿，吃饭时用手抓，大口地吞咽着。

她对周围的人也越来越淡漠了。她经常说些语无伦次的话，有时像是在回答别人的问话。她总是想和人交流，她的语言功能依然很好，说出的话语也很连贯，只是和要说的事情没有联系，完全凭空想象，她在编织着她根本没有经历过的故事：她去巴黎，在那买了条金鱼，人家带她去了她丈夫的墓地。但有时她也清醒过：“我担心我的身体再也好不了了。”或者她也能回忆起什么事，如；“我为了女儿的幸福尽了我最大的努力，可她却不感到幸福。”等等。

就这样，她熬过了一个夏天和冬天。（夏天，护士给她带上顶草帽，让她到公园的长凳上坐一会儿。）元月一日，护士给她换上了她的衬衫和裙子，还给她喝了香槟。她走路更慢了，扶着走廊里沿墙的护栏扶手，一步一步地挪动着，偶尔还会摔倒。她下面的假牙也弄丢了，后来上边的也找不到了。她的嘴唇向里凹陷着，下颗垂下来。每次去看她时，我都担心看到她变得更加衰老了。她不在我面前时，我想着她从前的表情，她的风度，可怎么也不愿想象她会成为现在这个样子。

转年夏天，她的股骨颈断裂，医生拒绝给她做手术。已经没有必要再给她换一个假的，就像换假牙，换副眼镜那样。护士们用褥单子把她齐腰系在椅子上，把她放在电视机前和其他的老太太在一起。

认识她的人，给我写信说：“她不应该受这样的罪。”他们认为她最好还是早点“脱离痛苦”，也许有一天全社会都会这样看。他们不再来看她，在他们的眼里，她已经死了，可她却很想活着。她总是试图把身体支撑在那条好腿上，解开绑着她的带子。她把手伸向她能够触摸得到的任何东西。她总是感到饥饿，她的全部能量都集中到她的嘴上了。她喜欢让人拥抱她，她伸出嘴唇想和别人一样，她就像一个永远长不大的小孩。

每次我来看她的时候，总是给她捎些巧克力和点心，一小块一小块地喂给她吃。开始，我从不买这些东西，因为它们全都含奶油太多或是太硬，她吃不了的。（看着她的手和嘴那样吃力和费劲才能把东西吃到肚里，我心里难过极了。）我给她洗手，洗脸，给她抹香水。一天，我开始给她梳头，可梳了一半我又停了下来，我听到她说：“我喜欢让你给我梳头。”后来每次都是我给她梳头。我待在她的房间里，坐在她对面，她常常抓起我的裙子，好像是在鉴赏着布料的质量。她用力打开包着的点心。她跟我谈着钱，谈着顾客，她高兴地笑得前仰后合的，这是她一生习惯了的生活，那些话也是她一生常说的话。看她那个样子，我可真不想让她死。

我需要喂她，搀扶着她，听到她的声音。

有时，我突然冲动上来，想把她接回家。我什么都不想再干，只照顾她一个人。但马上我又意识到这是不可能的。（我把她放在那里，总有一种犯罪般的内疚感，但是就像我们说的那样，“我也没有办法。”）

她总算又闯过了一个冬天。复活节后的星期天，我带着连翘来看她。那天，天空昏暗寒冷，她和其他的老人待在餐厅里。电视开着。当我走近她时，她对我笑了笑。我把她的椅子搬回房间里，把花插到花瓶里。我坐在她身边，喂她巧克力。护理人员给她穿上了一双褐色的一直到膝盖以上的长筒袜。衣服太短，漏着她两条清瘦的大腿。我给她洗了手，擦了嘴。她的皮肤很温和。有一会儿，她试图抓住连翘枝。过了一段时间，我又把她搬到了餐厅，电视里还演着雅克·马尔丹的“追星族”。我拥抱了她，然后乘电梯下了楼。转天她就去世了。

紧接下来的那一周，我的脑海里总是那个星期天她还活着时的场景，她穿着褐色裙子，那束连翘，她的动作，以及我向她告别时她的微笑，可星期一她就躺在床上静静地走了。我无法将这两天联系起来。

一切都联系起来了。

现在是二月末，雨总是淅淅沥沥地下个不停，天气还算暖和。今天晚上，我买完东西又回到了托老院，从停车场出去，托老院的大楼显得敞亮，似乎显得有些热闹。我母亲呆过的房间亮着灯，我感到奇怪：“又有别人取代她了。”我想也许有那么一天，在2000年左右，我也会成为在这里或是在别处的饭桌前，摆弄着手里的餐巾等待开饭的人。

在我写我母亲的故事的这十个月里，我几乎每天都会梦见她。一次，我梦见自己躺在河中央，从我的肚子里，从我光滑如少女般的阴户里涌岀一种像丝一般的植物，软软的，漂浮着，那不仅是我的阴户，也是我母亲的阴户。

有时，我觉得我又回到了母亲依然在我家里生活没有去敬老院的时刻，但我很清楚她已经“走”了，可我还是希望能听到她拿着她的针线盒下楼到客厅里的脚步声。在我的脑海里，这种她依然活着的幻觉比她已经不在人世的真实的感觉更加强烈，可能这是我用来忘却悲痛的最初的形式吧。

我重新读了这本书的前几页。我惊奇地发现我居然已经忘记了某些细节，如：太平间的工作人员在我们等着他办手续的时候在打电话，市场上有人用沥青往墙壁上涂字，等等。

几个星期前，我的一个姨妈告诉我说，我父亲和我母亲刚认识的时候是在他们工作的车间里约会的。现在母亲不在了，我除了已经知道的关于她的事以外别的我已不再感兴趣了。

现在她的形象又恢复到了我童年时代的样子，她有着一副白皙的面庞，强壮的身子，个子很高，比我高许多。

她是在西蒙娜·博瓦尔去世前一周与世长辞的。

她对人付出的比得到的多，把她写出来是否也是一种补偿呢？

我这里写的既不是传记当然也不是小说，可能是介于文学、社会学和历史学之间的什么东西吧。我的母亲出生在下层社会，她一直想改变自己的社会地位。我按照母亲的愿望进入了这个掌握语言与思想的世界里，我必须将她的故事写出来，为的是让我在这个掌握语言与思想的环境里不觉得太孤独和虚假。

我再也听不到她的声音了。正是她和她的语言，她的手，她的动作，她的一颦一笑，把现在的我和童年的我联系起来。现在我失去了我与我出生的那个世界相联系的最后一根纽带。

郭玉梅译

1986年4月20日—1987年2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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