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岁比熊犬治疗后死亡 濒危动物法律保护

9岁比熊犬治疗后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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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生主动要求治疗并承诺可完全治好

据了解，余小姐养了快9年的比熊犬“多多”，于去年9月被诊断出患有轻微慢性肾衰竭，但可以通过正常的医疗手段长期维持，不影响正常生活。为此，余小姐咨询了很多大型宠物医院，“我去过的几家正规大型的宠物医院医生都是这么告诉我的。”

而东莞市凤岗普利宠物医院负责人“李医生”了解“多多”的病情后，多次主动联系余小姐，对之前其他医院的治疗方案全部不予认同，并保证可以把“多多”治好。

“李医生”承诺可以把宠物治好，并称自己比其他宠物医院医生都厉害。

余小姐告诉记者，正是“李医生”信誓旦旦的打包票，再加上自己爱宠心切，才同意让其对多多实施治疗。

余小姐回忆，从2022年10月3日晚开始，普利宠物医院李先生到其家中给“多多”看病，期间“李医生”使用了大量高级别级人用药给治疗，并且在10月7日晚，在“多多”肺部情况非常不好的情况下，还给“多多”进行麻醉插静脉导管，在插管失败以后紧接着又给进行输血治疗，在输血之前也没有进行验血型等必要操作。输血一直持续到10月8日早晨，输血结束之后，“多多”的情况变得非常糟糕，10月9日凌晨2点，“多多”死亡。

10月4的“多多”在普利宠物医院做的检查报告。

9年间，余小姐为爱犬倾尽心血，几乎形影不离，二者建立了深厚的感情，也是余小姐的精神寄托。余小姐认为，正式由于这位“李医生”的无证行医和非法用药，直接导致多多死亡，给余小姐造成心灵上的创伤，身心俱损。

“我的多宝再也回不来了，我们相依为命了9年，我从来没当他是一只狗狗，在我的心里他就是我的儿子，时时刻刻陪伴着我不离不弃，如今却被这样一个假兽医给医死了。”对于余小姐来说，她从此失去了一个朝夕相处的“家人”。

狗狗被治疗死亡后，余小姐拿着这位“李医生”给“多多”的用药方案找了很多宠物医疗方面的权威人士，发现“李医生”给多多用的药品几乎都是非常高级别的人药，且下药太猛，一般的宠物根本无法承受，更别说多多是只年近9岁的老年犬，体重也只有8斤。

“很多药的治疗方向都互有违背，自相矛盾，李医生从业经验非常有限，只是一味的用高级别的人药，来弥补自己从业经验方面的不足，完全没有从小动物的自身身体情况考虑，什么才是适合小动物的行之有效的治疗方案。”据余小姐反映，自爱犬多多离开后，四处奔走，要为爱犬讨回公道，她为了让养宠人士不再上当受骗，并且投诉举报普利宠物医院，以及这位李医生是怎么样通过给宠物治疗敛财的。

涉事医生无法回答是否有宠物行医资质

余小姐反映，普利宠物医院于2020年8月成立于深圳布吉，此医院一直未取得动物诊疗许可证，不能进行诊疗活动，但其一直在此地点进行非法行医。

2022年9月28日，该医院被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部门上门查处，并勒令其搬离该营业地点。该医院被查出之后，却将深圳布吉店内的所有设施设备以及住院动物全部搬至东莞市凤岗普利宠物医院，继续进行无证行医活动。

此前该宠物医院曾在布吉营业，后被有关部门强制关停。

余小姐观察到，凤岗普利宠物医院平时基本大门紧闭，不接门市生意。其接诊途径：主要是由各个宠物店转诊的病例，给予宠物店丰厚的回报，其接诊的病例收费动辄几万、几十万不等，宠物店所拿到的回扣也相当可观，越是从那些大的正规的宠物医院治疗过的病例他就越会收取高额费用。

“李医生”治疗宠物还不提供处方笺，不提供任何用药明细，也就是说一旦宠物发生意外造成纠纷，宠物主人提供不了任何实质的证据可以维权。

据记者调查了解，龙岗区有关政府部门确实对布吉普利宠物店进行关店了处理，李姓医生在接受记者电话采访时，对其是否有宠物行医资格证书问题无法回答，表示会有律师回应此事，便匆忙挂断电话。

有业内人士建议广大宠主，“毛孩子”生病一定要去资质齐全的正规医院，找有行医资格的正规医生救治，切勿抱有侥幸心理，轻易听信所谓熟人介绍，让自己可爱的“毛孩子”白白丢掉性命，悔之晚矣。

（来源：读创）

濒危动物法律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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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球上的生物多样性是我们赖以生存的重要基础，但由于人类活动的不当干预和自然因素的影响，许多物种正面临着灭绝的危险。濒危动物的保护成为全球范围内的紧迫任务，各国纷纷制定了一系列法律措施来保护濒危动物，以维护生态平衡和生物多样性。

生态系统平衡和稳定

生物多样性是维持生态系统平衡和稳定的基础。濒危动物在生态系统中扮演着关键角色，参与着复杂的食物链和生态过程。当濒危动物数量减少甚至灭绝时，可能会导致整个生态系统的失衡。例如，食物链中的某个环节断裂，可能导致其他物种数量失控，进而影响整个生态系统的稳定性。 濒危动物保护对于维持生态系统的平衡和稳定至关重要。

濒危动物在生态系统中具有多种功能。它们可能是食物链中的掠食者，控制着其他物种的数量；也可能是食物链中的食草动物，维持着植物群落的平衡。濒危动物的存在和消失，都将对生态系统产生深远的影响。 保护濒危动物，维护生态系统的平衡和稳定，是维护地球生态安全的关键举措。

生态服务与经济效益

濒危动物对于生态系统的平衡和稳定具有直接和间接的影响。生态系统为人类提供着诸如食物、水源、气候调节等重要的生态服务。这些生态服务对于维持人类的生存和发展至关重要。

濒危动物的保护，不仅有助于维护生态系统的稳定，还为人类提供了经济效益。例如，野生动植物保护区和自然保护区可以成为生态旅游的热门目的地，为当地经济发展带来重要收入。观赏濒危动物的旅游活动，不仅带动了旅游业的发展，还创造了就业机会，促进了当地经济的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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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法律框架

为了应对全球范围内的濒危动物问题，国际社会通过了一系列法律和协议来保护濒危动物的权益。 最具代表性的是《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CITES）。该公约于1975年生效，是全球范围内保护野生动植物的重要法律文件。

CITES的主要目标是监管国际贸易中的濒危野生动植物，以防止其非法贸易和滥捕滥猎。公约将濒危野生动植物分为三个附录，分别根据其濒危程度和受保护程度，规定了不同的贸易限制和管控措施。 CITES已经得到183个缔约国的支持和执行，成为全球范围内濒危动物保护的重要法律基础。

除了CITES，国际社会还通过了其他一系列法律文件和协议，如《濒危物种保护公约》、《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等，共同构成了濒危动物法律保护的全球框架。

国家立法与政策

各国在面对濒危动物问题时，也都制定了相应的国家立法和政策来加强濒危动物的保护。不同国家根据其自身的国情和资源情况，采取了不同的措施来保护濒危动物的生存和繁衍。

在国家立法方面，一些国家出台了专门的濒危动物保护法律，明确了对濒危动物的保护责任和义务。例如，国内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明确了保护野生动物的法律地位、保护对象、保护范围和保护措施等内容。该法律对非法猎捕、贩卖、运输濒危动物和其制品等行为进行了明确禁止，并规定了相应的刑事责任。

一些国家还通过了自然保护区和野生动植物保护区的设立，划定了濒危动物的保护范围。这些保护区为濒危动物提供了相对安全的生存环境，限制了人类活动对其的干扰。

在政策方面，一些国家也制定了一系列濒危动物保护政策，鼓励公众参与到濒危动物保护中来。例如，通过宣传教育、奖励机制等方式，鼓励公众举报非法捕杀濒危动物的行为，增强社会监督和保护力度。

尽管各国在濒危动物保护方面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仍面临许多挑战和问题。在国际合作方面，一些非法野生动植物贸易活动仍屡禁不止，需要加强跨国合作和信息分享。在国内层面，一些地区的法律法规执行不严格，监管不到位，导致濒危动植物的保护仍面临一定的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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栖息地破坏与保护

濒危动物的栖息地遭受到日益严重的破坏，是导致濒危动物数量急剧减少的主要原因之一。随着人类社会的快速发展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大量的自然生态环境被开发和利用，导致濒危动物的栖息地不断缩减和分割。生境破坏会导致濒危动物面临食物短缺、迁徙路线受阻、繁殖条件恶化等问题，从而使得它们的生存环境受到威胁。

非法狩猎和贸易

非法狩猎和贸易是导致濒危动物数量锐减的重要原因之一。由于一些濒危动物的体部或器官在市场上有很高的价值，因此非法狩猎和贸易行为屡禁不止。一些犯罪分子为了获利，进行非法捕猎、交易濒危动物及其制品，严重破坏了濒危动物的生态平衡。

核心保护区的管理与落实

虽然许多国家已经设立了保护区来保护濒危动物的生存环境，但在一些地区，核心保护区的管理和落实并不到位。管理薄弱导致保护区内非法活动频发，濒危动物受到非法捕猎和干扰的风险增加。一些核心保护区的范围和边界未经合理规划，导致濒危动物的迁徙受到限制，进一步加剧了其生存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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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国际合作和共同责任

濒危动物的保护是一个全球性问题，需要各国共同合作与共同承担责任。未来，国际社会应进一步加强合作，共同制定濒危动物保护的全球性框架和战略。各国政府应共同建立信息共享机制，加强对非法狩猎和贸易行为的打击力度。加强与国际组织、非政府组织等相关利益相关方的合作，形成合力，共同保护濒危动物的生存环境。

制定更加严格的法律和政策

面对濒危动物面临的严峻形势，各国政府需要加强立法工作，制定更加严格的法律和政策来保护濒危动物。 应对非法狩猎和贸易行为进行更严厉的打击，增加违法犯罪的法律惩罚力度，加大对违法行为的监管力度。 加强对核心保护区的管理和落实，确保濒危动物的生存环境得到有效保护。建立完善的濒危动物保护基金，用于支持濒危动物的保护工作。

推动公众参与和教育宣传

公众参与是濒危动物保护的重要一环。未来，应加强公众的保护意识和责任感，推动公众参与到濒危动物保护中来。政府、社会组织和媒体等应加大对濒危动物保护的宣传力度，普及濒危动物保护知识，提高公众的保护意识。鼓励社会各界积极参与到濒危动物保护工作中，共同保护这些宝贵的生物资源。

参考文献

邹小丽. (2018). 从国际公约到国内立法：濒危物种的法律保护研究. 法学家, (03), 135-140.

钱永刚. (2019). 我国濒危动物保护法律问题研究. 环球法律评论, (01), 137-138.

段红艳, 邓小雪. (2020). 我国濒危动物保护的法律体系及对策研究. 法学研究, (02), 146-147.

田雨. (2019). 我国濒危动物保护立法问题初探. 国内动物保护, (05), 30-31.

张晓云. (2018). 濒危动物法律保护存在的问题与对策. 科技导报, 36(35), 21-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