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查」天津一公益骨灰堂变私人祠堂 使馆外有人私设“存包处”月入六七千

「调查」天津一公益骨灰堂变私人祠堂

编辑 | 翟瑞民

一片荒草滩中，16栋灰顶青墙的“住宅楼”拔地而起。 即使是白天，这些楼宇的窗户也统一挂着黑布。一到晚上，整个楼群便与黑夜混为一色。

实际上，这处占地20000多平方米的楼群是天津市滨海新区中塘镇公益性骨灰堂。

只是，跟按格子分别寄存的公益性骨灰堂不同，这里是以私人祠堂的形式对外出售，每个祠堂为一个独立房间，每平方米售价从3000多元到7000元不等，中介参与倒卖后，每平方米价格甚至被炒到了近万元。

中塘镇公益性骨灰堂自2011年“开盘”以来，除阁楼外已基本销售一空。但奇怪的是，天津市民政局公布的14座经营性墓地中并不包括这处骨灰堂。

按照规定，农村公益性骨灰堂只能安葬本村死亡居民的骨灰或遗体，不得对外经营。但界面新闻调查发现，中塘镇公益性骨灰堂大部分都卖给了外地居民。销售人员称，最多的时候，该项目7天卖了5000多万元，开盘不到两个月，销售额已经上亿元。

对外基本销售一空

22万元买一间36平方米的祠堂，陈希觉得很划算。2016年，因土地征收，他在天津西青区的老家开始动迁祖坟，但那时村里还没有开建公益性骨灰堂。

多方打听之后，陈希最终找了中塘镇公益骨灰堂。规模气派、祭拜方便，这些让陈希最终下定了决心。

虽说是祠堂，但实际上只有一间屋子。买完祠堂后，陈希又花5万多元找人装修、买祠堂楹联。“我是4年前买的，如果现在买，40万都不一定拿得下来”。陈希说。

走进这处骨灰堂项目的正门，12座一米多高的生肖雕像沿路依次排开，路的尽头，4座地藏菩萨分别朝向东西南北，寓意佛光普照，而园内24孝、18罗汉等雕像更是随处可见。

2020年8月中旬，界面新闻以买家的身份来到该项目地发现，该骨灰堂几乎全部以祠堂对外出售。骨灰堂现场看守人告诉记者，一期已经全部卖完，二期也只剩下阁楼还有祠堂出售，“好位置都挑走了，你们来晚了”。

在二期工程4号楼，界面新闻看到楼内均为单独房间，一个房间就是一个祠堂，每间祠堂从20平方米到50平方米不等。大多数祠堂已经挂上殡花和 “某氏祠堂”字样的匾额。还有一些房间大门敞开，满地积灰，并未使用。

骨灰堂看守人介绍，挂了殡花和匾额的就是已经把骨灰迁进来的，家人每年清明会来祭拜一次；空着的房间是已经卖掉但还没有迁入。

该项目在整个园区共分为两期工程建设，每期8栋楼，每栋6层，一层大约25个房间左右，整栋楼内，最贵的是地下室，“因为更接地气”，阁楼相对价格较低，买的人少。

在一间已经装修完毕但还没迁入的祠堂内，三面墙已经安装好了骨灰格，房间正中央为一处牌位。 房内大部分面积都空着。“人家买祠堂就是讲究个体面，有的装修全部用汉白玉，花了十几万元。”骨灰堂承揽装修的工作人员说。

天津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滨海分局的一份土地征收公告显示，中塘镇公益性骨灰堂用地面积共20000多平方米，原属未利用土地。2011年2月20日，天津市人民政府批准征收用于建设公益性骨灰堂。

实际上，界面新闻注意到，《天津市殡葬管理条例实施办法》规定，乡、镇、村公益性墓地占地不得超过7000平方米，区、县公益性墓地占地不得超过335000平方米。按照这份文件，中塘镇公益性骨灰堂占地面积已远超官方规定。

明租暗售曾7天卖了5000万元

工程信息牌显示，该骨灰堂全名为“中塘镇公益性骨灰堂”，建设单位为天津滨海新区中塘镇人民政府。但实际上，这个工程是由中塘镇下辖万家码头村委会筹资修建的，而每一个买家也是直接和村委会签合同、打款。

据中堂镇下辖万家码头村委会负责人介绍，陵园配套设施中，价格最贵的是三座汉白玉牌坊，“一个牌坊就花了900多万元”，工程总造价为3亿元。

万家码头村委会会计许文宝负责该骨灰堂销售事宜。据许文宝介绍，2010年底，中塘镇公益性骨灰堂一期项目动工，2011年正式开盘。为了建这个项目，村委会借了3000多万元，“当时正在推行殡葬改革，我们也看到土葬改火化是大趋势，就向上级申请了这个项目。但刚建成的时候买的人并不多。”

不久之后，随着附近几个村镇的农业用地陆续被征收为工业用地，大量祖坟面临搬迁。“土葬不允许了，市里的墓地价格又高，来买祠堂的人一下子多了。”许文宝说。

一期很快卖完，2015年，中塘镇公益性骨灰堂二期项目也开始上马。尽管每平米价格涨了2000多元，仍有越来越多的人来买祠堂。

许文宝回忆起生意最火爆的时候，“每天都能卖100多套，7天我卖了5000万元；开盘不到两个月，卖了1个亿”。中塘镇公益性骨灰堂两期项目共有3800多套。

许文宝透露，前来购买祠堂的大部分是外地居民，“哪里的都有，（天津市）西青区和津南区占了60%以上。我们村一共才500多户，只是其中一小部分”。

界面新闻注意到，2008年，民政部、公安部等八部委联合印发的《关于进一步规范和加强公墓建设管理的通知》称，农村公益性骨灰堂只能安葬本村死亡居民的骨灰或遗体，不得对外经营。《天津市殡葬管理条例实施办法》还明确规定，不按规定出售墓穴或者骨灰存放格位的，由市殡葬事业管理机构、区民政部门或者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并可以处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三倍以下罚款。

8月18日，界面新闻从天津市民政局殡葬事业管理处了解到，全市14家经营性公墓中，并没有中塘镇公益性骨灰堂。该管理处一位工作人员表示，这14家公墓是经过市政府批准，民政局备案的，其他的公墓均为公益性墓地，没有买卖资格。

对于这些规定，万家码头村委会并非不知情。许文宝出示的一份购买合同显示，公益性骨灰堂二期每平方米租赁价格为6000元，作为买家安放已故亲人的场所，租期为50年。

“公益性骨灰堂不允许出售，我们一期的合同都是出售，但到了二期都改成了租赁，其他的条款都是一样。其实就是换了个说法，还是按出售来。”许文宝停顿了一下，又反问道，“你买50年跟你租50年有区别吗?”

《天津市殡葬管理条例实施办法》规定，农村为村民设置的公益性墓地，须经乡镇人民政府审核同意后，报区民政部门批准，并报市民政部门备案。

许文宝还打开电脑，依次介绍中塘镇公益性骨灰堂的建筑许可证、建设项目用地预审报告等文件。界面新闻记者追问是该项目否有民政部门的审批手续，许文宝称“手续都是齐全的”，但他始终没有拿出民政部门的审批许可。

民政局：公益性骨灰堂禁止对外经营

万家码头村村民林强曾在一期开售后，以每平米3200元的价格买下一间24平方米的祠堂。“合同上是24平（平房米），刨除公摊后，实际上只有13平方米。”林强说。

到二期开售时，中塘镇公益性骨灰堂的价格也从每平方米3200元、4200元一路上涨到6000元。 就连鲜有问津的阁楼，也涨到了每平方米7000元。多位村民告诉界面新闻，如果想买低层祠堂，只能找中介，但价格更贵。

郑琴就是其中一位中介。“你们最好当天定下来，因为还有一个买家也等着要。”郑琴说。

这次她打算出手的是一间位于地下室的祠堂，面积49平方米。2016年，她以每平米6000元的价格买下后，房子就一直空着。“最低47万，一口价”，郑琴的口气里没有还价的余地，“现在阁楼都卖到七千了”。按照郑琴开出的价格，该处骨灰堂售价最高已接近每平方米1万元。

实际上，该项目二期开售不久，万家码头村委会出售祠堂的做法也曾遭到公开质疑。

2015年12月，有市民向滨海新区政府反映，中塘镇公益性骨灰堂每家收费3万是否合理？随后，滨海新区政府答复称，经过与中塘镇政府沟通了解，收取3万元问题不存在，该公益性骨灰堂按每具骨灰每月收取10元管理费。

界面新闻了解到，中塘镇公益性骨灰堂确实有两个用于骨灰寄存的房间，每年收取120元到150元不等的管理费，最多可寄存20年。

相比与其他公益性骨灰堂，这两个房间位置偏僻，内部摆放粗糙，因此很多村民不愿寄存。

8月19日，在其中一处寄存点，界面新闻记者看到该房间位于阁楼最里面，不到100平方米的房间内摆放了近千个骨灰格，每个存放骨灰格的架子仅有一肩之隔。“位置不好，摆的又多，谁愿意把骨灰放在那？”林强说。

天津市民政局殡葬经营处一位不愿具名的工作人员对界面新闻回应称，公益性墓地和公益性骨灰堂是农村地区为本地村民提供骨灰安葬的公益性殡葬设施，禁止对外从事经营活动，一旦发现对外出售，将依法从重处罚。

（文中陈希、林强、郑琴为化名）

使馆外有人私设“存包处”月入六七千

4月6日，北京美国大使馆外，一位男士正在使馆对面的私人“存包处”存包。图片/新京报记者 彭子洋 摄

美国驻华大使馆外聚集“存包人”为签证申请者提供存包服务，城管表示会加强查处但根治存难

“大使馆外的存包江湖，去雄安买房的人是读不懂的。”近日，美国驻华大使馆外提供存包服务的商贩再次被关注。记者了解到，由于使馆签证处禁止申请人携带手机等电子设备或手包等进入，并且不提供保管服务，使馆外聚集了众多“存包人”，以20元到30元不等的价格提供存包服务，并自称日收入在二三百元。

朝阳麦子店城管执法队表示，会加强进行查处，但由于存包需求，打击根治存在困难。

存包价格20元到30元不等

4月7日下午，北京气温接近20℃，天泽路上美国驻华大使馆外，签证处设有两层1米多高围栏，入口处，已经排成几米长的队伍。

马路对面，各种私家车停在马路牙上，车门和后座时不时会打开，放进去不同款式的包；几个皮肤黝黑，头戴渔夫帽的人站在路口四处张望。他们将包背在胸前，三五成群，盯着每一个前往大使馆的路人。

“要办签证吗？你这个包啊、手机都是不让带进去的。放我这儿存着，30块。”天泽路口，见来人背着女士挎包，很快有几个中年妇女围上来。

对方犹豫了下，把包递过去。一名中年妇女接过，将手中的编码牌交给存包者，这是一个由螺旋状胶绳穿起的手牌，手牌上方标记着阿拉伯数字，下方则是一串手机号码。

“你办完签证来找我，取包再付钱，我就一直站在这个路口，或者马路对面。”说完将包直接背在身上，再去寻找下一个客户。

这些人，就是美国大使馆外的“职业存包人”。

这些“存包人”来自全国多地，年龄在30岁到50岁不等；使馆外，有着自己相对固定的存包位置，有几人共用一辆私家车，将包放置在后备厢或是驾驶座。有在签证处对面的人行道上，摆着两排超市里存包的小柜子；有人则直接把包背在身上，成了人肉存包处。

额外提供拍照、咨询、代办签证业务

除存包外，这些个体商贩还提供打印、拍照、咨询、代办签证等业务。存包的小轿车被改造为微型的照相或打印室，电脑通常被摆放在驾驶室里，打印机、背景布置于后座。

签证出口，就设在队伍尾端的铁丝网一侧，是一扇单向旋转的栅栏门。所有签证的申请者，都会在2小时的签证程序后，从这里走出。

“注意了，那个穿米色大衣的，签证没过，马上就要出来了。”签证出口的路边人行道处，存包人放了两个塑料小凳子，站在凳子上，透过大使馆的玻璃，张望办完签证准备出门的人。一边观察着，一边叮嘱身边的同伴，守在出口处第一时间“截获”不合格的人。

“你怎么知道这个人没过？”旁边有人疑惑问道。“你看他手里拿着蓝色条子，笑嘻嘻的，那就是办好了。没办成的拿着的是白色条子。”这名30岁左右存包人回答，这是现在他们主要的生意。

如果是因为手续问题被拒签，他们会将对方领到马路对面的小汽车里，现场进行签证失败原因咨询。如果是因为携带了U盘等违禁品，则会直接指挥对方留在旋转门内，伸手接过这些物品，对方再重新回去办理签证。

“其实存包一天大概就200到300的收入，要是能遇上几个代办签证、加急预约的，那这个月的收入就高了。”一名中年存包男子王力（化名）说，并递来一张小卡片，卡片上写着“美国使馆签证、加急约号、加急取护照。并附上电话，姓名下方，会注明‘签证高级顾问。’”

“我们在这门口存包都好多年了，什么问题不知道呀。”王力继续说，代办签证是800元，加急预约则要1000元。“这个价格不贵，你们都要出国了还在乎这点钱，交给我们你们什么就不用管了。”

■ 延展

城管：解决存包人问题并不容易

据美国大使馆网站显示，不允许携带进入使馆的物品包括手机、任何武器、手提电脑、台式电脑、电子阅读器、照相机、手包及背包，并注明使馆不提供存包服务。

此前有媒体报道，美使馆签证处的一位工作人员曾通过媒体表示：“使馆内没有足够的场地和人力支持，因此不会设立存包点。”

很早之前，城管部门和民警就开始不定期对“职业存包人”进行整治。麦子店城管执法队联合辖区派出所执法。行动中，对存包车主进行了约谈、处罚。

“我们经常去查，有的存包人看见我们的车子过来就会跑，有的也被处罚，但查完了他们又聚集过来”。4月8日下午，面对询问，麦子店城管执法队表示，“后期我们将加强查处力度。”

在美国驻华大使馆外，还有存包人在使馆对面人行道上摆上两排存包柜子，执法人员称，“我们之前还把这个存包的柜子给暂扣了。由于不少人有在大使馆外寄存物品的需求，而附近又没有这样的地方，因此商贩搞寄存服务的问题想彻底解决并不容易。”

对此，朝阳区麦子店民警表示，“我们也经常打击，虽然没有接到过存包人员把东西拿走的警情，但存包也有隐患。万一包被拿走了怎么办，建议去办签证的人，可以提前叫朋友同行帮忙看包，不要支持他们的行为。”

■ 讲述

年龄最大存包人“入行”已26年

存包的人多了，矛盾、纠纷也会发生。“我老公被逮进去了，就是因为抢生意，我老公气急了，拿着一把刀架在对方脖子上，就是想吓唬对方也没真动手。”一位存包的大妈这样说， 丈夫被拘，她则继续这份工作。

客户取包时，也时有纠纷发生。职业存包人李芳（化名）从事这行已经两年多时间，“有些人会乱收费。比如拍照，只说是50，但打印出来两张，就要你100；比如你存了两样东西，对方就说是30块钱，但出来他向你要100。还说你没问清楚，是1件东西1小时30，你存了3个小时，最少要100。”

不过类似的纷争，往往也不会引来太大的事故，存包人一般也不会偷走包或是手机。“我存过价值几万的包，或是几十的包，但这在我们眼里，就是一个装东西的麻布袋。使馆外面都是监控，我们都指着这个生活呢，偷走那可就是犯法，以后还怎么做生意。”李芳说。

谈及收入，大多存包人会摆摆手，说，“没多少钱。一个月，大概能挣个六七千。”李芳说，“其实在这儿大多是没文化的人，很多人还会在周末去别的地方打工。”

一旦进入这行，很少有人会选择离开，即便经常面临城管或是民警的整治，“我年前才被警察抓过，被拘了五天。”李芳说，依据是影响社会治安。这些，他并没有告诉家里，“我只说我在干签证，他们要是知道我干的是违法的，就不让我来了。”

在美国驻华大使馆第二签证审理处，一位80多岁的老太太周文芳，她坐在签证处的对面位置，在地上铺上一大块布，包就堆在上面，身上挂着“北京市老年人优待卡，”卡上有她的姓名、电话，以及身份证号码。“她是存包人里少有的本地户口人，也是年岁最大，从业时间最长的人。”其他存包人介绍称。

“我存包已经有26年了，我女儿是教师，她有空就会来这儿帮我。”周文芳缓慢说着，耳朵上戴着助听器，“办签证的啊，办什么的都有，以前办探亲的多、现在学生多。前十几年，一个女同志办签证去看丈夫，签了十八回。签证官说，‘你真有心，我给你签上’。她出来后就嚎啕大哭，那时候难签啊。”

采写/新京报记者 左燕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