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栋神秘建筑的研究——佛来地洋行初考 随梁思成林徽因，到恭王府再探“建筑意”

一栋神秘建筑的研究——佛来地洋行初考

青年文史学者陈硕根据大量资料，编者按：这个大楼原属于佛来地洋行“AUX NOUVEAUTÉS”。原有一栋圆盔顶大洋楼十分醒目，在今天的解放北路与承德道交口，抽丝剥茧地厘清了该洋行的复杂源流及变迁。所以佛来地洋行也变得十分神秘。因扩建克莱孟梭广场（法国公议局前）而消失，津工大厦北侧，也就是原法租界克莱孟梭广场（Palace Clemenceau）的东南隅，这栋建筑存在时间很短，

从法中街原大丰洋行向南看去：“神秘的塔尖”

“AUX NOUVEAUTÉS”，法文原意为时尚产品、新款服饰等，是天津民国初年的一家洋行的名字。其汉译名“佛来地”洋行，以东家姓氏“Ferretti”命名。该行建有佛来地大楼，曾是法租界的地标建筑，存在时间不长，建成不久即被拆除，由因造型与哈尔滨道口的“圣母大楼（Maison Notre Dame）”容易混淆，故成为长久以来困惑研究者的谜团。佛来地大楼坐落旧门牌法中街40号，新门牌法中街94、96、98号，电话号码“2345”（南局345）。该大楼内所开设的洋行商场，是天津近代大型经营场所的早期尝试，也是专营女性服饰用品的先驱。

1909年《通商行名簿》“佛来地”词条

洋行创办人佛来地（C. Ferretti），清末天津意大利籍侨民，1904年来华，创办“天津化妆会馆（Tientsin Toilet Club）”[0]，汉译名称“佛来地洋行”[1]，是一家主要接待洋人顾客的发廊，经营美发理容、香水饰品及其他杂货等业，地点在法中街。初时具体门牌不详，1919年行名簿显示其位置在旧门牌38号、原克隆洋行址[2]。

1916年，佛来地于京津两地同时开设新佛来地行（即“AUX NOUVEAUTÉS”）[3]，独家代理意大利制帽品牌“博尔萨利诺（Borsalino）”的销售，并主营订制女装、内衣、成衣、香水、日用品等业务。新佛来地津行的最初电话号码“1805”，与旧“化妆会馆”一致，故可推断佛来地初创新行时并未离开天津旧行的原址。佛来地京行地址位于北京使馆区马可波罗路（Rue Marco Polo,今台基厂大街），电话号码1282。

1919年《华北行名簿》“戛必利诺”词条

同年佛来地筹建“佛来地大楼”（Ferretti Building），旧行交由他的副手戛必利诺（P.Caprino）经营，戛必利诺将该行买下，成为佛来地旧行的新业主。汉译行名更为“戛必利诺洋行”，电报挂号“Caprino”，然而其英文行名（Tientsin Toilet Club）及主营业务均未变,仍是一家发廊。

佛来地大楼全景旧影，取自《今日远东之印象》，1917

从老法国菜市后侧能看到佛来地大楼的背面，天津日商双龙洋行出版，韩军收藏

新建佛来地大楼的理位置大约相当于晚近的解放北路与承德道交口（今市总工会大楼以北址），由佛来地委托法比合营义品放款银行（义品公司，CFEO）承建，1917年竣工[4]，主体建筑四层。饰有三扇圆形窗的盔顶塔楼，非常醒目。大楼于解放北路（法中街）、承德道（时名威尔顿路）两侧均设有入口，大门位于路口转角处，毗邻老法国菜市、乌利文洋行等，并与佛来地旧行发廊近隔路相望。这里是1910年代至1920年代初期法租界商业的核心区域。随着克莱孟梭广场的规划，以及法租界西开的规划发展，商业中心逐渐向今天的和平路、滨江道方向南移。

1920年，佛来地新行开办刚满四年，就将其北京分号售于天津意商邓者罗，行名未变[5]。同年，佛来地本人移居北京，从意商李佐（M.Rizzo）手中买下位于使馆区的“电报饭店”（Telegraph Hotel）经营，这是一家提供冷热水和电灯电报的家庭旅馆[6]，最晚至1925年尚见于记载[7]，此后情况不详。

佛来地大楼法中街一侧旧影，天津山本照相馆拍摄于1925年，取自雷穆森《天津插图史纲》

虽然京号已转手，但津号仍属佛来地名下，也成为他的负担。京行转手两年后的1922年，天津佛来地洋行也被售出，新业主为北京福隆洋行（Moyler Powell & Co）。此行由原天津印字馆（Tientsin Press）的经理英国人鲍威尔（M.H.Powell）与天津增茂洋行（Hisbrunner）专精西装订制的莫伊勒（E.F. Moyler）1917年合伙开办于北京王府井大街南头[8]。

1922年《北京人名录》附《行名录》中“新华洋行”词条

北京福隆洋行同时接手京津两家佛来地洋行，但其法文行名“AUX NOUVEAUTÉS”并未更改，只更换其中文行名为“新华洋行”[9]。易手后行址没有变更，仍在佛来地大楼内经营，代理意大利品牌的业务有所变更，代以销售英美品牌为主，例如:“沃斯（Worth's）牌”紧身胸衣、“莲花(Lotus)牌”靴鞋、“贝尔柏（Belber）牌”的皮箱、“索诺拉牌（Sonora）牌”的留声机[10]等等。

天津新华洋行由莫伊勒主理[11]，嗣后京津两处新华行与总行名称合并，统称“福隆洋行”，英文行名则统一改为“Moyler Powell & Co”。

1926年法租界地块规划图局部：可见标号“4”的建筑，即为即将拆除的佛来地大楼

佛来地大楼在历史上存在的时间只有11年时间，主体建筑因租界的新规划于1927拆除，老法国菜市也已拆除完毕，为将来的克莱孟梭广场和法国公议局（新工部局）预留空间。佛来地大楼南侧的二楼商铺建筑也一并拆除，拆除后形成的空地除一部分划入广场用地以外，均属义品公司所有。此空地自1927年起一直未开发新筑，直至市总工会大楼建成为止。佛来地大楼拆除同年，福隆（新华）洋行迁至法中街41号（旧门牌）的乌利文大楼暂驻[12]，嗣后搬迁至英租界中街戈登堂对面的193号（新门牌）。1930年代，天津福隆洋行由鲍威尔夫妇继续经营,主售家装窗帘、男女服饰等。

1928年航拍中显示佛来地大楼拆除后遗留的空地，取自日商日光堂出版明信片

接手佛来地“化妆会馆”的戛必利诺，利用在美发行业积攒的资源，在1921开办了一家全新专营毛发业的洋行——“永利洋行（Caprino & Co）”，制售发网、头套、假发，兼营猪鬃马尾等。永利洋行最初开设于旧门牌法国河坝17号，后于意租界南西马路11号（Via Torino，今民族路）[13]开设新址。位于法中街的戛必利诺洋行（发廊）一直以“化妆会馆”之名经营，直至1921年仍见于记载。随着法租界的新规划，旧发廊建筑也在1926年之前被拆除，戛必利诺辗转将发廊迁至英租界，新行名“卡斯特拉那发廊”（Castellana's Hair-Dressing Saloon），门牌号中街191号A[14]，就在佛来地新行（“AUX NOUVEAUTÉS”）的继承者福隆洋行的隔壁，不能说一个单纯的巧合。

戛必利诺经营的“卡斯特拉那发廊”于1930年代末更名“戛必利诺美容院（Caprino’s Beuaty Parlour）”，地址迁至英中街299号。他经营的永利洋行一直延续着发网头套的制售，地址也迁至英租界，1943年尚见记载于特政区[15]（1941年日本占领后英租界为特政区）。

参考文献：

[0] 《孖喇报行名簿（Directory and Chronicle）》,香港，1904

[1] 《通商行名簿（Rosenstock's directory）》，马尼拉，1909

[2] 《华北行名簿（North China Hong-list）》，天津，1919

[3] 《孖喇报行名簿（Directory and Chronicle）》,香港，1904

[4] 《今日远东之印象（Present Day Impressions of the Far East）》,伦敦，1917

[5] 《通商行名簿（Rosenstock's directory）》，马尼拉，1920

[6] 同上

[7] 《国内商务名录（Comacrib Directory of China）》，上海，1925

[8] 《华北行名簿（North China Hong-list）》，天津，1919

[9] 《北京人名簿（Peking Who's Who）》，北京/天津，1922

[10] 《远东的港口（Sea Ports of the Far East）》，伦敦，1925

[11] 《外国在华工商企业辞典》，四川，1995

[12] 《孖喇报行名簿（Directory and Chronicle）》,香港，1927

[13] 同上

[14] 《通商行名簿（Rosenstock's directory）》，马尼拉，1933

[15] 《上海暨全国工商行名录》，上海，1943

（编辑：张翔）

随梁思成林徽因，到恭王府再探“建筑意”

独乐寺观音阁（天津蓟县） 公元984年 模型制作于20世纪30年代

无论哪一个巍峨的古城楼，或一角倾颓的殿基的灵魂里，无形中都在诉说，乃至歌唱，时间上漫不可信的变迁；由温雅的儿女佳话，到流血成渠的杀戮。他们所给的“意”的确是“诗”与“画”的。但是建筑师要郑重郑重地声明，那里面还有超出这“诗”“画”以外的“意”存在。

——《平郊建筑杂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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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郊建筑杂录》是梁思成、林徽因（时名徽音）1932年11月发表于《国内营造学社汇刊》第三卷第四期的一篇文章。林梁二位先生在文中提出了一个极富意味的概念——“建筑意”，用来形容国内建筑的内在精神和文化内涵。

国内古代木质结构建筑营造具有完整严格的技艺要求。回望历史，从距今约7000年的河姆渡文化遗址中发掘的具备木架、榫卯结构的干栏式建筑，到春秋战国时期齐国的《考工记》，北宋喻皓《木经》、李诫《营造法式》，再到清《工部工程做法则例》，其中都体现出古人对于建筑营建工作的记述和规范。

而由国内营造学社成员踏遍城寰与青山发现的唐代大佛光寺、应县木塔、独乐寺、永乐宫、南禅寺……这些散落在中华大地上的一颗颗建筑明珠，或精致小巧，或气势恢宏，无一不体现着国内古代匠我们孜孜不倦追求的上乘工艺和一丝不苟的工匠精神。

1930年，时任代理国务总理的朱启钤先生在营造学社成立会议上发表《国内营造学社开会演词》，标志着他筹划了5年之久、研究我国建筑文化遗产最早的学术团体的正式诞生，也由此开创了文献发掘与遗迹考察、国内建筑史学研究和理论体系搭建相结合的学术事业。在1946年解体之前，营造学社的成员们在异常险恶的外部条件和时代背景下，以惊人的效率，持续、大规模地在炮火硝烟中记录测绘尚且留存但危在旦夕的古建筑。

1937年5月，由梁思成、林徽因带领的营造学社成员连续4天走进恭王府，对其府邸东、中、西三路主建筑进行实地测绘，并拍摄了多张室内外照片。一个多月后的7月7日，震惊世界的“卢沟桥事变”爆发，北平沦陷，梁林夫妇被迫南下，这批资料连同国内营造学社的其他珍贵资料一起被装进特制的木箱，锁进了英属银行——天津麦加利银行的地下保险柜。不幸的是，1939年夏秋之际，天津发生特大洪水，八成地区陷入一片汪洋。梁林夫妇得知后痛惜无比，眼看多年的心血在天灾人祸中付诸东流。

当时已67岁的朱启钤社长来不及悲伤，他组织一部分留守北平的学社社员，前往天津对这批珍贵资料进行抢救。他们小心翼翼地将被浸泡过的胶片一张张摊放、晾干，能用的底片立即翻拍冲印，不能用的就用过去洗印过的照片重新翻拍；测绘的图纸逐页被揭开晾干，重新裱在坐标纸上……虽经极力抢救，但很多资料由于被雨水浸泡太久，已经无法挽回。

被幸运抢救的图纸后来由清华大学保存。而1937年初夏测绘恭王府后所留下的这些实地测绘画图及室内外照片，成为后来恭王府开展古建筑修缮和室内复原工作最直观、最准确，也最重要的依据。

据梁思成第二任妻子林洙的统计，在1937年南迁之前，营造学社成员调查了全国137个县市，1823座各类古建殿堂房舍，详细测绘建筑206组，绘制测绘图稿1898张。南迁后的工作资料散失严重，无从估计。即便如此，营造学社在成立的16年间，其成员为国内古代建筑史研究仍作出了重大贡献，很多数据至今仍有极高的学术价值，为建立国内自己的建筑学科奠定了基础。

上世纪50年代，北京文物整理委员会（国内文化遗产研究院前身）在古建筑研究与保护工作中，着手国内古建筑模型与建筑彩画范本的制作保存工作，为此专门成立模型室，请路鉴堂、刘敏、郭旺等著名模型制作匠师，用老楠木制作了若干国内古建筑模型，最终成品与清代“样式雷”在大兴土木之前的“扎小样”类似，但外观更加细致考究。很多建筑模型的前部完整表现建筑真实状态和细节，后部为了展示内部空间而不做全屋顶，室内梁架构造一目了然，且模型构件均可拆卸拼装，体现了彼时精湛的工艺，也得以作为保存古建筑的副本和研究古建筑的实物资料。

梁思成在《为什么研究国内建筑》一书中写道，“以测量绘图摄影各法将各种典型建筑实物作有系统秩序的记录是必须速做的。因为古物的命运在危险中，调查同破坏力量正好像在竞赛”。

即将于6月25日落幕的“大匠之手泽年代之磋磨——国内传统建筑模型制作技艺展”，位于恭王府的核心展区——嘉乐堂，以1937年以梁思成、林徽因为代表的国内营造学社来恭王府进行调研测绘为起点，是对国内传统建筑营造技艺相关学术成果梳理的视觉呈现。

展览分为“大匠之心”“映照之韵”“结构之趣”等3个板块，通过建筑模型和老油画，对营造学社成员考察过的大佛光寺、独乐寺观音阁、永乐宫重阳殿、善化寺普贤阁（本展览展出其二层明间补间斗拱模型），并对上世纪50年代尚未被大火吞噬的西安门，彼时的智化寺、北海白塔、景山富览亭、端门等北京建筑进行重现；还通过为此展览拍摄制作的教学片、纪录片，为观众深入解读第四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古建筑模型制作技艺，和古建筑的内部重要结构——斗拱、屋顶和梁架及其历史演变过程。

这次展出的23件老楠木建筑模型，不仅对经历代风霜的古建筑而言是记录和见证，还体现了昔日的学者、匠人对国内建筑的研究、表达和学术积累。现在看来，他们费尽心力做的测量绘图、影像记录、模型制作，就是留住岌岌可危古建筑的重要方式，就是在努力进行那个时代的“数字化”。

展览对国内文化遗产研究院提供的23件传统建筑模型精品以及相关文献、图像资料进行静态展览，以多媒体和现场传统建筑模型制作技艺呈现作为动态展示，以名为《平行时空：沟通儒匠》的沉浸式话剧表演作为活态展演，体现国内营造学社“沟通儒匠”、致敬传统的中心思想。

2021年9月，官式建筑营造技艺（恭王府）被列入北京市第五批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在一代又一代的建筑学者和匠师的共同努力之下，古老的技艺在历史的尘埃中重放光芒。此后，恭王府博物馆在众多荣誉与头衔之外，还作为一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单位，向我们娓娓讲述全国各地的传统技艺类非遗项目及其传承谱系、工艺过程，展现古老技艺的活态传承。

时光荏苒，古建几度沉浮，而营造技艺永恒。我们作为一名博物馆人，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展览展示的从业者，将继续汲取前人之精神，珍视并实践保护、发扬中华传统文化的责任与义务。

（作者系文化和旅游部恭王府博物馆馆员，“大匠之手泽年代之磋磨——国内传统建筑模型制作技艺展”执行策展人）

张汀 文并摄

责任编辑：郭韶明,蒋肖斌,邹艳娟

来源：国内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