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生活｜导盲犬：你是我的“眼” 主人因疫情被隔离后

深生活｜导盲犬：你是我的“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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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宝宝，咱们走！”孖岭地铁站C口前，一只穿着蓝色背心的拉布拉多犬前肢停在了第一阶台阶上，它身旁的女士右脚也紧随着踏上台阶，当她弯下腰摸摸它的头，发出指令后，狗狗才继续牵引着她前行。在人流逐渐变多的地铁站里，导盲犬安安和它的使用者黄跃红一起踏上回家的路。

最近，导盲犬牵动着不少网友柔软的心，他们刚刚为导盲犬被拒上公交车感到不平，很快又被一则“小姐姐让导盲犬枕着脚休息一动不动”的视频所感动。这些类似的烦恼与善意，黄跃红都曾经历过。

国内有超1700万名视障人士，但持证上岗的导盲犬仅约200只。在深圳，有7位视障人士申请到了导盲犬，目前有5只正在深圳服役。它们，对视障人士来说，既是“眼睛”，也是“亲人”。

有了安安这双“眼睛”后，黄跃红出行路上再也不怕碰撞和跌倒

你是我的“眼”

星期一的下午，如往常任何一个工作日。深圳市盲协副主席黄跃红戴着超过正常听觉所能识别语速的耳机，神情专注地“盯”着电脑屏幕，手指在键盘上飞舞。在她身后的地板上，安安正安静地趴着，一会眯着眼休息，一会仰起头看看黄跃红。当黄跃红起身时，它会摇着尾巴跟随着，一副黏人的样子。偶尔，它听到外面有轻微但熟悉的脚步声，也会偷偷溜出去，跟着黄跃红的同事钻进别的办公室撒娇讨吃的。

若此刻有外人到访，多半猜不到它的身份是一只导盲犬。安安是一条白色的拉布拉多犬，3岁8个月大。它来到黄跃红身边，已经有1年8个月了，是深圳第6只导盲犬。

黄跃红出生在湖北宜昌的一个知识分子家庭，3个月大的时候，家人发现她患有先天性白内障。在经历两次手术后，黄跃红获得了不到0.2的视力。经历过黑暗的她比谁都珍惜能看见的世界，于是，她比同龄人更加努力学习，在中学毕业后，毅然选择了热爱的幼教专业。 噩运再次降临——就在毕业的前夕，黄跃红因为一次高烧导致视神经萎缩，虽然及时做了手术，但视力再也无法恢复了，眼前只剩微弱的光感和模糊的影子。

所幸，这个开朗乐观的女孩没有放弃自己。和大多数盲人一样，黄跃红进了盲校学习中医推拿，并在1993年领取了深圳市第一块按摩诊所的营业执照。当时深圳连按摩需要的床都买不到，黄跃红就找人定制了两张，放在自家客厅中就此开了张。由于她的医术了得，受到了顾客的认可，第二年诊所就从客厅搬到了80多平米的沿街商铺，再过两年入驻了300多平米的写字楼中。

2007年，受福田区残联的邀请，黄跃红决定放弃中医按摩的生意，从此投入视障人士服务中去。她策划了全国首个《视障个性化康复服务》项目，将语音手机、读书机、电子助视器等引入了深圳视障者的生活。

黄跃红工作时，安安安静地趴在身后

虽然黄跃红跟其他视障人士一样，借助辅具用听觉弥补视觉的缺陷，使工作和生活更为顺利，但出行仍是她头疼的一个环节。黄跃红不习惯使用盲杖，她工作的深圳市残疾人综合服务中心距离最近的地铁站入口仅400多米，可是没有同事的陪伴，她不敢一个人走去坐地铁。“安安的出现，正好弥补了我的不足。”出行路上，即使眼前一片模糊，黄跃红也不再害怕碰撞和跌倒，因为安安已经成为了她的另一双“眼睛”。

当黄跃红下班，就是安安“上班”的时候了。听见黄跃红的呼唤，安安已经乖乖坐好，等待黄跃红为它穿上工作套装。黄跃红先给安安穿上印有导盲犬字样的蓝色小背心。接着，黄跃红将导盲鞍悬在安安的面前，说一声“进来”，安安就会主动往前一步，将脑袋伸进导盲鞍中。 再给安安系上挂着它名牌的牵引绳，就可以出发了。

“安安，立！安安，靠！好狗狗，走！”切换进入工作模式，安安就跟刚才慵懒好吃的模样判若两“狗”了。它保持在黄跃红身旁往前半个身躯的位置，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平稳地带黄跃红避开迎面走来的人和路上的障碍物，在确认没有车辆的情况下通过斑马线，遇到台阶时，它就会停下来，等待黄跃红做好准备下新的指令，才会继续走。安安搭乘地铁时，也十分有特点，等车时，它会趴在地铁门和黄线中间，避免被人踩到。当看到列车进站，它就会立刻站立，在车厢内也如此，在到达该转乘的站点前，它也会提前站起来，提醒黄跃红该下车了。

在晶报记者跟随黄跃红一同回家的路上，黄跃红察觉到有一处路线和平日不同，便问记者地上有什么，原来是刚刚下过一场雨，安安带黄跃红绕开积水的斜坡，走了台阶。听完记者回答，黄跃红脸上又是怜惜又是骄傲，“安安最喜欢玩水了，可是它工作的时候，会知道要带我绕开积水。”

安安换上工作服准备“上班”了

成为“家人”，1/85000的缘分

对黄跃红来说，安安是她的“眼睛”，更是她唯一的宝贝“儿子”。她的微信头像是安安的照片，安安的床就在她的床边，她的随身挎包里大多是安安的用品，手机里也几乎存满了安安的视频和照片，她还为安安开了专门的抖音账号，记录下她和安安的日常。回到家里，解下安安的工作套装，黄跃红第一件事就是要给安安洗脸洗手。当湿毛巾擦上安安的脸蛋、身体、爪子，即使看不清安安的脸，黄跃红也感受得到安安享受的舒服劲。安安的“爷爷奶奶”，也就是黄跃红的父母也极为疼爱这个家庭成员，连给它准备的零食，都是特地去买好的新鲜鸡胸肉，切成薄薄的一片片，在家里用烘干机烘成鸡肉干片。

人与人成为亲人，是因为血缘，而导盲犬和使用者成为“亲人”，是更难的缘分。国内有超1700万名视障人士，正式上岗的导盲犬仅约200只。平均每85000名视障人士，才有一只导盲犬。目前在国内，仅大连、上海、广州、西安、郑州拥有导盲犬训练基地，从繁殖配种开始，一只狗狗就要经历层层筛选、长达两年左右的培训、一次次的考试，一路披荆斩棘，才能成为一只合格的导盲犬。高昂的培训成本也制约着公益性质的基地每年培训的导盲犬数量有限，远远满足不了排队申领的视障人士。成为导盲犬的使用者也要经历重重考验，不仅对申请人的年龄、经济能力有基本要求， 要考虑申请人体型、走路速度、居住环境、工作环境、业余爱好等多种因素，看看与导盲犬是否合得来。

作为华南地区唯一从事导盲犬专业训练的非营利性社会机构，广州赛北斗导盲犬服务中心成立四年来，仅成功培养出7只已经上岗的导盲犬，目前还有1只正在做适配，2只正在培训中。记者从中心了解到，经过中心筛选，现在排队的有效申领书有150多份，来自深圳的大约30份，还有省外的申领人有40多位。

安安就是广州赛北斗导盲犬服务中心首批“毕业”的6只导盲犬之一。它的“同学”Anson和爱丽斯目前也正在深圳服役，都是拉布拉多犬。

黄跃红很幸运，她其实是因为工作去中心考察时被偶然“相中”的。当时安安一直没有找到适配的使用者，中心工作人员看黄跃红对导盲犬很有兴趣，聊了一下发现她与安安各方面条件都十分契合，便问她是否有申领的想法。果然，当考察一行人见到安安时，它唯独愿意亲近黄跃红。黄跃红的心柔软成一片，马上就递交了申请。

黄跃红和导盲犬安安（受访者供图）

相比之下，王奥林可没那么幸运，用了四年时间才等来他的导盲犬Happy。但他却觉得已经比预想的要快了。

今年27岁的王奥林并非先天全盲，初三时因为视网膜脱落，他从此走入了黑暗的世界。高中时，他转去盲校，开始全新的学习。2013年，他考入滨州医学院，主修中医推拿专业，因为对法律知识的渴望，同时辅修了法学。

就在王奥林读大学期间，他了解到，国内首家导盲犬训练公益机构——国内导盲犬大连训练基地，与自己所在的城市不过隔海相望。由于好奇，他便趁着2015年的国庆假期，坐船去了大连旅行，顺便去大连训练基地，真真实实感受到了导盲犬。就在那天，他递交了免费使用的申请。

2018年大学毕业后，王奥林就落户了向往已久的深圳，从事中医按摩工作。从家到工作的中医馆，王奥林使用盲杖独自出行需要1个小时左右。2019年初，大连训练基地的老师来到深圳，考察了王奥林生活环境、出行路线、行走速度等。同年4月，王奥林终于得到令人兴奋的消息，可以来基地与导盲犬共训了。

王奥林还清晰地记得与Happy初相遇那天的情景。当时，基地组织了几位视障者一起与自己的导盲犬见面，Happy是最后一个出场的，“王奥林，这是你的狗，它叫Happy，是一条黑色的小公狗。”在基地老师的指引下，王奥林用手中的狗饼干和Happy互动起来，他听见Happy发出友好的哈气声，熟悉一些后，他从头到尾摸了Happy一遍，那种毛茸茸的触感让他心里乐开了花。

有了“弟弟”Happy后，王奥林在深圳就有了唯一的“家人”。在Happy的牵引下，他每天的上下班时间也缩短到了半个小时左右。

王奥林和导盲犬Happy（受访者供图）

理解与爱

去年9月，王奥林决定回老家武汉创业，没想到正准备开张的中医按摩馆在今年初就遇上了新冠肺炎疫情，不得不暂停，他和Happy也呆在家中不出门以避免感染。就在武汉封城的这段日子里，王奥林收获了满满的感动。

在封城的日子里，居民能通过社区团购的方式买到食物，但Happy却频频面临断粮。导盲犬的喂养十分严格，平时只能吃指定的狗粮，不能随便喂养其他人类的食物，这不仅是为了导盲犬的健康，也是为了避免导盲犬在工作时受其它食物的诱惑分心。在疫情爆发前，王奥林没想到疫情会持续那么长的时间，并没有特意囤狗粮，所以在封城十多天后，Happy的狗粮就要见底了。还好他看到武汉小动物保护协会的公众号公布了几家能送货上门的宠物店联系方式，马上找了一家附近的宠物店，买到了30斤的狗粮。没想到当这批狗粮快要吃完的时候，武汉仍没有解封，网店依旧无法发货，让王奥林十分焦急。于是，王奥林想到可以试着求助武汉小动物保护协会，好在对方得知Happy的情况后，很快就协调送来了一包狗粮，这让王奥林感激不已。

“我带着Happy出行，有95%以上的情况都是很顺利的。”王奥林说，随着近年来大家对导盲犬的认识逐渐增加，法律的完善，导盲犬持证上公交车、进地铁站已经不再是难题。王奥林也喜欢给Happy拍抖音，刷看他的抖音作品，会发现有许多是他手机镜头对着Happy盲拍搭乘地铁的内容。有一条去年7月在深圳地铁拍摄的视频中，Happy按照王奥林的指令正在寻找闸机门，一声提高音量的“你好”传来，同时特殊通道的门被打开，显然是地铁站内的工作人员看见了王奥林，用声音在提醒他们方向。当王奥林和Happy进入后，这位工作人员又询问是否需要帮助。

在王奥林与Happy出行的时候，这种暖心的情况常常会遇到，包括近期那则“小姐姐让导盲犬枕着脚休息一动不动”的视频里的情况，他也遇到过。常常他和Happy一上车，有人发现他的不便马上就会为他让座，当他坐下，Happy也会将自己的身子往座位底下躺，但他的脑袋或爪子有时也会不小心搁在别人的脚背上，或者靠着别人的腿，王奥林从来没有听到任何抱怨或感觉到身边有什么不悦的动静。后来有同行的人告诉他，Happy靠在别人腿上的时候，对方没有挪开，也没打扰Happy。

搭乘地铁时，安安一看到列车入站就会马上立起来

这种暖心的事，黄跃红遇到的也不少，其中有一件让她又尴尬又感动的最为难忘。事情发生在回家路上的一条斑马线上，当时黄跃红感觉到安安有些分心，便对它下了指令提醒它专心，没想到身后有个年轻的女孩却哭着问她，狗狗这么认真工作，为什么还要凶它？被误会的黄跃红有些哭笑不得，只能向一直跟着她的女孩解释并安慰她，又为这么一颗纯净而善良的心灵所深深触动。

不过有一种“爱意”需要克制，那就是对工作中的导盲犬的逗弄和抚摸。黄跃红回家的路上，几乎每个经过安安身边的孩子都忍不住会被它吸引，有些胆大的会上前抚摸安安的头，黄跃红感觉到马上会柔声制止他们，并且跟他们解释，在导盲犬工作的时候，一定要记住“四不一问”：不呼唤、不抚摸、不喂食、不拒绝，在有能力和时间时，主动上前询问盲人朋友是否需要帮助。

也并非任何时候导盲犬都能被理解和接受。半个月前的一个早上，黄跃红和安安在路边拦的士，半个小时过去，没有一辆空车愿意停下来。顶着大太阳，黄跃红的心情十分烦躁，她感觉到，安安也从刚开始摇着尾巴的兴奋变成低着头夹着尾巴的沮丧。 黄跃红终于拦下一辆车，询问之下司机表示愿意载他们是因为自己喜欢狗。司机的答案让黄跃红有些失望，这说明大部分出租车司机对于导盲犬乘坐公共交通工具的条规并不熟悉。

根据《深圳市无障碍环境建设条例》第三十三条，视力残疾人可以按照规定携带导盲犬出入公共场所和乘坐公共交通工具，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阻拦。身为导盲犬的使用者，也作为深圳市盲协副主席，黄跃红表示，现在深圳的餐厅、景区、地铁等公共场所和交通工具对导盲犬的接纳程度都很高，她建议可以进一步在公共交通工具贴上导盲犬可搭乘的标志，这样既可避免司乘人员对于法规的不了解造成不必要的误会，也可以让更多市民认识导盲犬也能搭乘公共交通工具。“其实在日常出行中，导盲犬并不会占用过多的社会公共资源， 更多的理解和爱。”

不工作的时候，安安也跟其它的宠物犬一样好吃

记者：林菲

摄影：林菲

来源：新华号 晶报

主人因疫情被隔离后

如何建立更加人性化的措施”

近日来，江西上饶“主人隔离宠物狗遭扑杀”引发关注。

11月12日，一名自称上饶市信州区金凤花园住户的网友爆料称，小区人员接通知到酒店隔离，不允许带宠物。隔离期间，滞留在家的宠物狗被防疫人员敲打，疑似被带走扑杀。

11月13日，信州区西市街道疫情防控指挥办公室通报称，防疫人员在未与网民充分沟通的情况下，将宠物进行无害化处理。 已对相关人员进行了批评教育、调离相应岗位，并责令向当事人诚恳道歉。

自疫情发生以来，江苏无锡、浙江杭州、陕西西安等多地出现未经饲主允许而捕杀宠物的案例。与此上海黄浦区允许居民带宠物到宾馆集中隔离、北京大兴区设置可携带宠物的专门隔离点、广州等地防疫人员轮流上门喂养留守动物的情况也为网友称赞。

疫情之下，主人被隔离，宠物何去何从？未经同意捕杀未证实染疫动物是否合法？基层治理如何更显人性化？

“撬门杀狗”，律师称或涉滥用职权

11月12日，有网友爆料称，自己是上饶市信州区金凤花园的住户，因疫情当天凌晨接到全小区到酒店集中隔离的通知，不允许带宠物。为了配合防疫工作，她和工作人员再三确定，工作人员只负责入户消毒，不会把狗带走或者处理掉。然而当天下午，她从监控中看到，防护人员带着铁棍撬门而入，想把狗带走，并在监控中告知“领导要求就地解决”，随后对方带着狗离开监控，疑似狗已被扑杀。

11月12日，网友爆料称，滞留在家的宠物狗被防疫人员扑杀。图/网络

监控视频显示，2名身着防护服的人员持铁棍敲打宠物狗的头部。与此有自称同住在金凤花园小区的住户表示，自己的宠物猫经历了同样的遭遇。

根据上饶市卫健委消息，11月7日以来，信州区铁三社区金凤花园小区出现多个确诊病例，该小区自11月8日起被划定为中风险地区，实行封闭管理措施。至11月14日，该小区集中隔离点的感染者仍在增加。

“主人隔离宠物狗被扑杀”的消息引发关注后，11月13日晚，上饶市信州区官方通报此事称，该网民所在小区为防疫封控区，需对居家环境进行全面消杀。社区要求居民前往集中隔离点时不锁门，当防疫人员上门消杀时，发现其家门已锁。工作人员随即联系辖区民警，在民警的见证下，开门进行消杀。

通报还提到，现场工作人员在未与该网民进行充分沟通的情况下，将宠物狗进行了无害化处置。

尽管当地疫情防控部门表示已取得当事人谅解，但此事仍然引发网友讨论。信州区防疫人员的处理方式是否涉嫌滥用职权？

东南大学法学院教授杨登峰告诉国内新闻周刊，工作人员对宠物采取强制措施，出发点是为了阻断疫情传播的风险，“撇开宠物有没有感染、传播病毒的医学问题，从执法程序上讲，执法人员的处理方式、手段肯定是不正当、不合理的，至少应该告知当事人；与主人一起隔离或单独喂养隔离都可达到防疫目的，没必要杀死。”

“防疫工作也不是法外之地，也应依法进行，它不能成为公权力任性的借口”，北京慕公律师事务所律师刘昌松也表示，社区工作人员未经当事人同意，撬门入室并打死宠物狗的行为，涉嫌非法侵入他人住宅和故意毁坏财物，严重的甚至构成犯罪。防疫工作中一定要尊重私权利，避免侵犯私权利，该事件中，公职人员涉嫌滥用职权。

多位法律人士表示，目前我国法律对于犬猫这两种动物（宠物），尚未出台有关的管理和保护法律，只能引用《动物防疫法》、《传染病防治法》等大法。

根据《传染病防治法》第42条相关规定，传染病暴发、流行时，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立即组织力量，按照预防、控制预案进行防治，切断传染病的传播途径，必要时，报经上一级人民政府决定，可以采取控制或者扑杀染疫的野生动物、家畜家禽等措施。

而按照《动物防疫法》的规定，在重大动物疫情报告期间，必要时，所在地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可以作出封锁决定并采取扑杀、销毁等措施； 对在动物疫病预防、控制、净化、消灭过程中强制扑杀的动物、销毁的动物产品和相关物品，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给予补偿。

综合上述两部法律，刘昌松表示，特殊情况下，工作人员可以依法对私人家畜家禽进行处置，但仍有严格的条件限制，不能肆意为之。

他列举了3点：一是法律要求只能在发生重大动物疫情时才能扑杀动物，但现在尚无证据证明上饶当地发生了动物疫情，且工作人员也未检测宠物狗是否感染了新冠疫情；二是没有遵循比例原则，法律要求在“必要时”才能扑杀，且须报经上一级人民政府批准并公告，如有条件采取隔离喂养等替代措施，也不必扑杀；三是未依法给予补偿，亦即，哪怕符合扑杀条件，也应按国家标准给予补偿。

“ 公权力行使必须有法律依据，没有法律依据的举动，就涉嫌渎职滥权”，刘昌松进一步分析，事件发生后，当事人可以起诉社区和派出所承担赔礼道歉和赔偿损失等行政赔偿责任，由责任单位对撬门入室造成的门锁损坏，对扑杀宠物狗过程造成的损害，包括动物致死的损害和其他物品损害，承担照价赔偿的责任。

“一旦出现疫情，就对宠物盲目采取扑杀措施是不科学的。我们提倡爱护和保护动物，是尊重人对宠物的感情寄托”，刘昌松补充，在人的健康受到疫情威胁时，因为防疫形势的需要，政府当然可以作出扑杀宠物狗的决定，但应符合法定条件，充分告知，并且按标准给予补偿，以尊重和保护私权利。退一步说，如果疫情确实严重，符不符合扑杀宠物的条件很不明了，政府也不是完全不能作为，在取得宠物主人的充分理解和同意的情况下，对宠物做“无害化处理”也不是不可以。

专家：如何对待隔离宠物

体现地方治理水平

上饶“主人隔离宠物被扑杀”一事发生后，如何对待隔离、染疫宠物的话题再次引发关注。

2020年初，浙江杭州、陕西西安等多地曾出现未经饲主同意，对宠物进行“无害化”处理的情况， 江苏无锡一房主在被隔离观察期间，社区工作人员上门消毒时发现一只猫，根据重大突发事件一级响应机制和社区群众强烈要求，对猫进行了活埋处理。今年9月，黑龙江哈尔滨三只猫因感染新冠病毒，在未经主人签字确认的情况下，猫被实行安乐死。

与此在保障疫情防控的前提下，各地也出现对宠物进行人性化管理的案例。

今年1月，上海黄浦区昭通路居民区（福州路以南区域）被列为中风险地区，居民被转运至酒店集中隔离时，家中的宠物也被允许一同前往；同期，北京市大兴区设置了可携带宠物的专门隔离点，以此来完善宠物防疫工作。

广州、成都、北京昌平等地在疫情防控期间，为了妥善照料隔离居民家中的宠物，工作人员根据居民需求上门喂养，或进行寄养。

在上饶“宠物狗被扑杀”一事发生后，11月15日早间，国内小动物保护协会也发文，支持并呼吁建立全国性的宠物隔离制度。该协会表示，生命面前人与动物都应受到平等对待，相关部门应建立全国性的宠物隔离制度。不应打着防疫的旗号而伤害“家人”，而应学学成都防疫人员给隔离猫咪送罐头测核酸。

武汉大学社会学院特聘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吕德文表示，目前的防疫法等规定了有关部门及工作人员进行消杀防疫的程序，但具体的防疫工作中，各地如何执行政策必然会有一定的弹性空间，有经验的地方会考虑到细节问题，而另一些地方容易出现一刀切。

从社会治理的角度来看，吕德文认为，出现私自入室将猫狗等宠物扑杀的情况，与当地的基层治理水平、所配备的执法条件，甚至防疫经验等密切相关，“比如很多地方没有碰到过这个事情，防疫人员培训、防控指挥部实施办法不足，就容易用一刀切来绝后患。 一旦有了经验，整个处理流程就会比较清晰”。

杨登峰也表示，在保障疫情防控的前提下，如何妥善、人性化处理隔离宠物，考验的是基层治理能力。社区工作人员将问题一刀切、简单化，恰恰反映了基层治理的法治化水平需要进一步提高。“其实，如果执法人员素质高一点，稍微慎重、冷静一点，可能也不会出现这种情况”。

对比北京、上海、成都等地，正是因为这些城市需处理类似的问题，才会更显人性化。吕德文补充，“上饶这次可能还是经验不足，反过来想，社区工作人员也不是非要刻意地打死宠物，他们也是出于消杀工作必须到位的工作要求，在条件有限、资源和经验不足的情况下，为了防止疫情扩散的可能风险，就会出现优先考虑人的安全、忽略宠物如何隔离的情况”。

在各地发生类似案例的情况下，是否有必要建立全国统一的宠物隔离制度？吕德文认为，实际上，各地疫情防控指挥部在指定疫情防控的细则时，将相关问题纳入考量即可。“如果上升到全国层面，某种程度上也把问题复杂化、扩大化了，另一方面也要考虑到整个社会的治理成本和防疫成本。”

吕德文说，在疫情防控的大背景下，未经沟通无害化处理宠物，对配合疫情的居民来说造成了伤害，但一线防疫人员的工作也面临压力，这是目前的防疫客观条件限制的结果。“疫情防控中，人民生命第一，在保障防疫工作的前提下，如何建立更加人性化的措施，这是我们需要改进的地方。”

来源： 国内新闻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