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画的调查与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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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藏经洞的发现及文物的流失

莫高窟在明朝至清初被荒废了数百年（图1）。清朝末期，一个叫王圆箓的道士来到敦煌，住在莫高窟前的下寺。王道士常常雇人为洞窟清扫沙土，或对一些残破的佛像进行修复。清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二十六日（即1900年6月22日）这一天，王道士发现了一个被封闭数百年的小洞窟，里面堆放着成千上万的古代写卷和其他文物。这个洞窟就是后来编为17号的洞窟，也被称为藏经洞（图2）。藏经洞的发现可以说是近代文化史上极为重要的发现，可惜这个时代正是国运衰微的清末期，虽然王道士在第一时间向敦煌县政府报告了，但并没有引起重视，地方政府没有采取任何有效措施对藏经洞文物进行保护，任由王道士支配。

图1 敦煌莫高窟外景

图2 1907年斯坦因拍摄藏经洞发现时的状况，右侧小门为藏经洞

1907年，英籍匈牙利人斯坦因（Marc Aurel Stein，1862~1943）来到了敦煌。这是他第二次到中国西部一带探险。斯坦因于1906年8月从印度出发到了我国新疆的和阗、楼兰等地进行挖掘，盗走了大量文物。他于1907年3月到达敦煌。跟王道士经过一段时间的交涉，最后斯坦因用400两银子从王道士手中得到24箱古代经卷文书，5箱绘画、刺绣及其他工艺品。斯坦因回到欧洲之后，法国人伯希和（Paul Pelliot，1878~1945）于1908年也来到敦煌（图3），通过与王道士交易，得到7000多件文书和400多件绢画等艺术品。

图3 1908年伯希和在藏经洞内翻检文书

1909年，中国学者罗振玉、王国维等得知敦煌藏经洞文物外流的事，他们呼吁清政府把剩余的文书收归国有。1910年，清廷学部电令甘肃政府把敦煌所剩经卷全部押送入京，于是藏经洞所剩文献最后送到京师图书馆保存。

1911年10月，日本大谷探险队的吉川小一郎在敦煌一带活动，收集到了藏经洞出土的数百件文献，此外还掠走了莫高窟的两身精美彩塑。斯坦因也于1914年第二次来到敦煌，再次从王道士那里得到了5大箱文书。1914年俄国鄂登堡（Sergei Fedorovich Oldenburg，1863~1934）探险队在敦煌停留了半年多时间，绘制了400多张洞窟的平面图，记录了177个洞窟，拍摄了2000多张照片，并盗走壁画、彩塑和布画、绢画、丝织品等美术品300多件，还通过各种手段获得大量敦煌写经，现藏俄国的敦煌经卷近2万件。

过去发表的论著对藏经洞出土物的统计一般是说有5万余件。随着敦煌学研究的不断展开，国内外各地收藏的藏经洞出土物也逐渐为世人所知，据最新的调查，藏经洞出土文物，包括文献和纺织品等，总数超过了7万件。

斯坦因是来到藏经洞的第一个外国盗宝者，他先后从藏经洞掠走的文物中，敦煌文献总计有17000多件；另有其他文物1000多件，这些文物主要包括绘画品、丝织品、版画等。斯坦因掠走的文物分藏于大英博物馆、大英图书馆、维多利亚和阿尔伯特博物馆、印度新德里国家博物馆中（图4）。

图4 斯坦因拍摄的敦煌县城照片，车上载的是他盗走的文物

20世纪初，随着敦煌藏经洞文物流失海外，国内外不少学者逐渐重视，并开始对这些文物进行研究，因而兴起了一门国际性的学科——敦煌学。敦煌学至今仍是国际汉学界关注的热点。在敦煌学最初的时期，国内外学者们的关注点主要还是对敦煌文献的研究，因为是新发现的资料，在中外历史、文化方面有很多十分珍贵的资料，引起研究者的重视。而对于艺术品的研究，则相对较晚一点。

二、敦煌画的调查与研究

斯坦因和伯希和从敦煌藏经洞获取的大量文物，包括有相当数量的艺术品，主要是绢本、布本、纸本的绘画、幡画、刺绣等。在20世纪20年代，斯坦因曾将敦煌获取的部分绢画出版成图录（图5），伯希和则将他们在莫高窟拍摄的照片编成《敦煌石窟图录》出版（但不包括藏经洞的绢画）（图6）。虽然出版了资料，但从研究方面来看，似乎没有多少成果。直到1937年日本学者松本荣一著《敦煌画研究》的出版，才算是有了较为系统、全面的研究成果。

图5 斯坦因《千佛洞》

图6 伯希和《敦煌石窟图录》

松本荣一（1900~1984），1923年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文学部美学美术史学科，1928年5月~1929年6月到欧洲调查研究斯坦因、伯希和、勒柯克（Albert von Le Coq，1860~1930）收集品。1930年任东方文化学院东京研究所研究员，他陆续发表了关于敦煌绘画图像内容、时代特征等方面的研究成果。1937年他出版了《敦煌画研究》一书（图7、8），1939年他以此书作为博士论文通过了答辩，并获文学博士学位。1942年他又以此书获“日本学士院恩赐赏”。松本荣一历任东京帝国大学副教授、美术研究所所长、东京艺术大学教授。

图7 松本荣一著《敦煌画研究》日文版

图8 松本荣一著《敦煌画研究》中文版

《敦煌画研究》运用图像学的方法，对敦煌壁画以及藏经洞出土的绢画内容进行了深入的考证，涉及敦煌画中的各种经变画、佛传及本生故事画、尊像画（包括瑞像画）、罗汉及高僧像、密教图像等方面内容，通过探寻其佛经依据，分析其表现形式，辨别其图像源流，可以说对敦煌图像考释具有开创性的意义。至今学术界对于敦煌壁画大部分内容的定名都可以追溯至松本荣一的著作。松本荣一终其一生没有到过敦煌莫高窟，因此，他的研究更多地依靠英、法所藏的敦煌绢画和伯希和的图录。他对佛教绘画所具备的深入观察力，还得益于他对日本古代寺院壁画和日本传世佛画作品研究的深厚功底。

20世纪40年代，国内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敦煌石窟本体，特别是1944年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成立后，开始了对石窟的全面调查与研究。此后，敦煌石窟的研究不断深入展开，80年代以后，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形势下，敦煌学研究得到快速发展，敦煌文物研究所（原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也扩建为敦煌研究院。驻守在敦煌的研究者经过几十年的研究，发表了一系列敦煌石窟考古和艺术研究的成果，格外引人注目。特别是诸多壁画内容的考释和时代风格鉴定的成果，对于藏经洞出土绢画的研究来说，起到了直接的参考作用。而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国外学者由于没有条件直接调查敦煌石窟，他们往往参考中国学者在石窟研究方面的成果，对藏于欧洲的敦煌绢画进行了深入的调查研究。1982年日本讲谈社出版了大型图录性著作《西域美术——大英博物馆藏斯坦因收集品》（图9），此书由韦陀（Roderick Whitfield）教授主编，共分三册，第1、2册主要刊布斯坦因从敦煌藏经洞掠走的绘画品、刺绣及各类纺织品，第3册刊布斯坦因从敦煌及新疆地区掠走的绘画、雕塑及其他文物。每一册前面均有一篇专论，第1册为《关于斯坦因收集品》，介绍了斯坦因在中国新疆和敦煌一带活动之事。第2册为《关于敦煌绘画》，主要阐述了作者对敦煌绢画的主要内容和风格特点的看法，也体现他对绢画的诸多研究成果；他把英藏的敦煌绘画分为四个阶段：初唐期（7~8世纪初）、盛唐期（8世纪）、吐蕃期（781~847）、五代北宋期（10世纪），并对各阶段的特点及重要作品进行了分析。第3册为《关于本册收录的遗物和遗迹》，主要介绍该册收录的新疆一带文物发现的情况。韦陀先生曾在普林斯顿大学跟随方闻教授学习中国艺术史，并获得博士学位，1984年起任伦敦大学亚非学院教授。他对中国陶瓷有过深入研究，但其主要成果还是在敦煌艺术研究方面，著有《千佛洞——丝绸之路上的中国艺术》等。他长期研究大英博物馆所藏的敦煌绘画，可以说是欧洲学者中最了解敦煌艺术的研究者。

图9 韦陀主编《西域美术——大英博物馆藏斯坦因收集品》

在继《西域美术——大英博物馆藏斯坦因收集品》出版之后，讲谈社于1994年、1995年先后出版了《西域美术——吉美博物馆藏伯希和收集品》2册（图10），主要刊布了吉美博物馆所藏的敦煌绘画作品。此书由日本学者秋山光和（1918~2009）与法国学者雅克·吉耶斯（Jacques Giès，1950~2021）共同主编。这两册图录各刊布了数篇论文，上册刊布了秋山光和《伯希和的中亚调查与敦煌画的收集》、秋山光和《敦煌画的样式与变迁》、吉耶斯《8世纪中叶至11世纪初敦煌画的技法与表现（1）》、吉耶斯《新发现大幅绘画〈华严经变七处九会〉与〈华严经变十地品〉》；下册刊布了吉耶斯《8世纪中叶至11世纪初敦煌画的技法与表现（2）》、克里希娜·里布（Krishnā Riboud）《敦煌的丝织品》、吉耶斯《伯希和探险队收集品所见的中亚遗迹和遗物》。比起《西域美术——大英博物馆藏斯坦因收集品》来，《西域美术——吉美博物馆藏伯希和收集品》在研究方面更为细致和全面，特别是对敦煌绢画的样式和变迁的探讨更为深入。秋山光和是日本著名的美术史专家，曾先后任职于金泽美术工艺大学、东京国立文化财研究所，1968年任东京大学教授，在日本美术史和中国美术史方面都有较多著述。著作《平安时代的世俗画研究》获日本学士院奖；参与编纂《世界美术大系》中国部分。秋山光和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就研究敦煌艺术，发表有关论文数十篇。他花了数年时间在吉美博物馆潜心研究敦煌绢画，并吸取了敦煌石窟研究中的最新成果，不仅在此书刊布的论文中有很多精辟的分析，而且对每一幅作品所写的说明，都倾注了他的深入研究。雅克·吉耶斯是法国艺术家、汉学家，长期在吉美博物馆工作，曾任馆长。另一位作者克里希娜·里布也是长期在吉美博物馆工作的学者，对纺织品有着深入的研究。

图10 秋山光和、雅克·吉耶斯主编《西域美术——吉美博物馆藏伯希和收集品》

国内学者由于各种条件限制，对藏经洞出土的绘画、刺绣等艺术品的研究相对较晚，但进入21世纪后，中国学者对国外所藏敦煌文物开始系统而深入的调查研究。其中取得成果最丰富的就是赵丰先生对敦煌丝绸的调查研究。赵丰的团队用了数年时间对法国、英国、俄罗斯以及国内各地所藏的敦煌丝织品进行了全面的调查，分别完成了《敦煌丝绸艺术全集》法藏卷、英藏卷和俄藏卷。此后又对国内收藏品进行调查，完成了《敦煌丝绸艺术全集》国内藏部分的调查和刊布（图11），这项工作不仅对敦煌丝绸，而且对于中国丝绸史、纺织史的研究都可称得上是重大的成果。同时，赵丰先生著作《敦煌丝绸与丝绸之路》以敦煌出土的自北魏到元代以纺织纤维为材质的文物（包括幡、经帙等）为主要研究对象，从历史的、纺织科学技术的、艺术的层面，对敦煌丝绸进行了综合的研究。附录“敦煌丝织品总表”和“敦煌文书中的丝绸记载”提供了大量的古代丝绸信息。